商洛童谣的地域性文化特质

在周代，华夏文化主要由南、北两支文化合而组成。北支文化为中原文化，它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文化即楚文化，它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诞生于黄河流域的秦文化。古人把“风”作为形成地方文化特性的根源，认识到自然条件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性格心态、文化心理的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把商洛童谣的地域特点归结为“秦风楚韵”，既有北方之旷野，又有南方之灵秀。商洛童谣的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从自然因素看，长江的重要支流丹江发源于商洛并纵贯全程，使其气候物产都具有了长江文化的特点；从历史沿革看，商洛是川、陕、豫、鄂四省交界地带，许多地方历史上原属楚国，后归秦汉，又曾是三国时蜀的一部分，自古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加上历史上又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许多江南人移居陕南，使得商洛成了以楚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交融汇集之地；从商洛人的性格特征、生活习俗、语言特征、民间文艺等方面看，商洛童谣也具有楚文化的鲜明特征。

公元前223年，楚国国势日蹙，后被秦国消灭。秦、楚两国的人民从对峙虎视、各不相让走向了南北的大融合。“楚文化的多元性和秦文化的一体化也在此得到了互补。”楚人的开放、亲鬼好巫、天人合一、追求浪漫逐渐和秦文化的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注重现实的特点相融合。秦之后，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文化逐步趋于完善成熟，富含秦、楚文化特征的商洛地域文化，因为地近长安，毫无疑问地被刷新。

“一把芝麻撒上天，我有山歌万万千”，商洛童谣，虽然质朴而略显粗糙，但它记录并保存着商洛人民生产生活的历史和儿童情感发展的历史。商洛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方言俗语等，都是形成商洛童谣地域特色的重要因素。比如：“蛋蛋笼，小小脚，提上笼笼上南坡。上南坡，摘豆角，吃不了，给外婆。外婆拿上乐呵呵，孙女比儿强得多。”（《蛋蛋笼》）“蛋蛋笼”是商洛山区民众常用的方言，带有楚地的发音。“月亮夜光光，月亮夜光光，海棠河里洗衣裳，洗得白白净净的，打发哥哥上学堂。学堂满，扎花板，扎谁呀，扎马呀！马呀一家好人家，铺红毡，盖红地，花花枕头摞一地。”（《月亮光光》）“扎花板”是商洛当地的手工艺品。“一对白拐拐（小雀），飞到滴水岩，喝饱了，飞回来，不吃别家饭，要吃自家菜。”（《恋家》）“白拐拐”是商洛当地的方言。“一鼓嘟蒜，两鼓嘟蒜，我大把我卖到商南县。来，不得来，去，不得去。只有偷走好主意。走到路上见我大，我大把我打了两锄把。走到学里见我哥，我哥写字不看我。走到场里见我猪，我猪给我哼哼哼。走到院里见我狗，我狗给我摇尾巴。走到灶火见我嫂，我嫂说：‘搅家女子又来啦！’走到坑边见我妈，我妈说：‘哟！亲女儿！亲女儿！倩圪塔。’”（《倩圪塔》）“我大”和“倩圪塔”都是商洛当地对人的称谓，“我大”是“我爸爸”的意思，“倩圪塔”是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这种开放活泼的童谣蕴含了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诸如此类的信息符号，在商洛民间童谣中并不少见，从而为商洛童谣贴上醒目的“商洛标识”。(https://www.daowen.com)

从商洛人的生活环境看，秦人的发祥地在中国西北地区，那里气候干燥，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收入甚低，人们以极不稳定的游牧生活为主。入主关中后，泾、洛二水之间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粮食产量极低。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使泽卤之地变成沃野良田，从而使秦国逐渐富庶起来，很多关中一带的秦人迁徙到商洛，给商洛带来了秦文化的浸润，使商洛童谣呈现出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拥有一种朴素、自然之美的秦文化特点。商洛童谣不仅是词采质朴，而且在众多的作品中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给人一种清新、朴实的感觉。如《商山万亩核桃林》反映民众的生活实践和心理精神活动；《捏柿饼》中的“孝义湾里柿饼多，捏捏柿饼捏捏脚”，孝义湾在商洛与丹凤交界处，商州是“柿子之乡”，旧时的妇女都缠脚，年轻的姑娘一边在大人的监督下捏柿饼，一边偷偷地捏捏脚，生动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童谣内容丰富、节奏快捷、动作成串、转换自如，是敲锣打鼓的热闹型，很符合儿童好动、求变、好奇的心理特征，极其适合儿童朗读。商洛童谣的本质是快乐，很多作品几乎都贯穿了游戏精神，成为引发儿童情趣的发酵素，语言通俗活泼、情节生动有趣、风格轻松幽默，儿童往往是且歌且舞，且歌且戏，这也成为商洛童谣比较鲜明的闪光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