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人和动物关系的动物形象

反映人和动物关系的作品在动物小说中分量颇重，这类作品“或写动物对主人的忠贞，或写主人对所豢养的动物的误解与委屈，或写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相互利用，或写人性战胜兽性，或写兽性泯灭人性”[4]。

在人和动物的关系中，动物对人的感恩是最常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动物报恩”是传统动物文学的常见母题，属于“动物与人”的恩怨模式。这种感恩大都通过忠贞、信义、舍生等形式表现出来，它反映了在古朴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人与动物互相依存、和谐共处的亲密关系。在当代动物小说中，这一母题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往往通过与人关系密切的驯化动物，如狗、马、骆驼、牛等形象，尤其是借助于对狗的塑造，表现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象征人的性格、命运和丰富的人性等精神内涵。

黑豹（李传锋《退役军犬》）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黑豹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被关进“学习班”的主人，只因为主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黑豹的这种忠诚、信义、不忘恩德的品行，令人感动不已。“狗通人性”，作者将黑豹人格化，并通过对它的复杂心理的描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映照出十年动乱的现实生活。借助动物写人，能给人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思考人生，思考人类社会。

这类象征美善人性的肯定性动物形象，在新时期小说中不断涌现，而且往往是作为人情淡薄和人性扭曲的社会现象的反衬。十年动乱中人性的沉沦及其种种后遗症，刺激着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和呼唤。“人不如动物”常被用来凸现对人性和社会阴暗面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很多动物小说都以动物的人性化、理想化返照社会背离人性的现象，如沈虎根的《黑黑的始末》《白白的经历》。这一类借由动物的美好情怀来批判人的伪善、不义、残忍、卑劣、缺乏人性的作品还有宗璞的《鲁鲁》等。(https://www.daowen.com)

另外还有一类同样反映人和动物恩怨关系的动物形象，它们对人的感恩则是通过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证明来实现的。这一类动物或遭误解深受委屈，或肩负重任而最终不辱使命。

赤利（沈石溪《第七条猎狗》）是一条优秀的猎狗，作为一条猎狗，勇敢打猎是其生命价值所在，同时，保护主人的生命也是其责任和义务。赤利刚好处于这个选择的尴尬境地：要迎战野猪就无法为救主人而与毒蛇搏斗，要与毒蛇搏斗就无法迎战野猪。赤利为救主人而成了主人眼里忘恩负义、贪生怕死的不齿之徒。蒙冤受屈的赤利无法为自己辩解，只好远走山野，最终以与豺狗同归于尽的方式维护了作为猎狗的尊严。赤利的形象，在忠诚于主人的外衣下深蕴的是作者对作为猎狗而存在的生命价值的确证，象征着人对自身的一种道德化理想。在两难的境况下有勇气承受压力，趋利避害，做出正确的选择。与赤利类似的还有贝蒂（王凤麟《野狼出没的山谷》）等。

“感恩型”动物形象基本上是在人化自然的环境里表现作者对“人性本善”的诉求，这类形象不表达由动物激发的道德力量，而是把人导向由动物激发的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借助于这些动物形象呼唤善良、正义、忠贞、公正、责任、理解、宽容、尊重、信任、彼此关爱、同舟共济等人类社会十分珍贵的品格和高尚情感，进行道德、人性的探索，把人引向自我更新。同时在人们特别是在孩子们身上，长期培植对动物世界友好亲善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