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师大的“行行复行行”
1984年7月，我从浙师大研究生毕业，教育部分配我回读本科的母校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7月，西南师范大学与一墙之隔的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从此走上了我的从教之路，同时进入第二阶段的学术生涯。西南师大任教长达14年半，这是我生命中的“中青年时代”。
西南师大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缙云山下、嘉陵江畔。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北碚因风景佳胜成为陪都的陪都，一时文化名人云集。梁漱溟在北碚创办勉仁书院写下《中国文化要义》，老舍住在林语堂去美后留下的旧居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梁实秋在陋室完成《雅舍小品》，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创办育才学校，晏阳初设立中国乡建学院推广乡村建设，太虚法师在缙云山上兴办世界佛学院，以后“学衡派”干将吴宓也来到北碚相辉学院。北碚老城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现代四大实业家之一、开创长江民营航运事业“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倾全力营建的实验区。北碚老城至今还有收藏抗战图书文献的北碚图书馆，我曾多次去红楼老馆，收集关于抗战文学与儿童文学的文献资料。
西南师大中文系有着悠久历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吴宓、徐永年、刘又辛、曹慕樊、谭优学、彭维金等名师任教。我到中文系后，因教学需要，被分配到文艺学教研室，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过文学理论、美学、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同时又开设了由我唱独角戏的儿童文学。1990年5月，我以讲师身份被西南师范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1993年招收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在西南师大中文系，我坚持以“教书、学术”为主导，想方设法避开了有可观工资外收入、大家争着要去的函授办班、高考阅卷、外省招生等活动，相反却承担过毫无利益可言，要花时间、耗精力的《语文》双月刊编辑工作。《语文》杂志有公开刊号，主要服务中学语文教学，很可惜，后来换了主编，走市场、谋利润，办得不伦不类，最终停刊了事。因为兴趣所致，也是工作所需，我曾一度担任过西南师大重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撰写过一批重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文章。
在西南师大，我是静心教书蛰居渝州，没有想过去外地高校当访问学者或进修，只参加过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为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书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一方面组织国内外一流专家分赴各地授课讲学，另一方面在北京举办研讨培训班。1988年2月20日至3月15日，我参加了书院在北京香山空军疗养院举办的中国文化书院第三期高级学术研究班的学习，听取了（以讲课时间先后为序，部分讲课为录像）庞朴、季羡林、宁可、周谷城、陈鼓应、孙长江、汤一介、金春峰、袁晓园、李学勤、白化文、冯友兰、金克木、方立天、孙长江、朱德生、张岱年、阴法鲁、赵光武、田昌武、杜维明、何兹全、李泽厚、成中英、严绍盪、丁守和、戴逸、童大林、梁从诫等先生的授课，高密度地享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大餐。
1987年11月，教育部（时称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高规格举办首次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论证会，由文科各学科的顶级专家组成评审组，所有初选入围的45岁以下青年教师集中到北大进行答辩。我在文科哲学组参加答辩的名单中看到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部长的北师大袁贵仁。我申报的“当代社会变革与新概念儿童文学”项目入围，与北大董学文、华东师大许子东（由宋耀良代）、陕西师大叶舒宪、苏州大学范培松、山东大学高旭东、福建师大王光明等8人一起参加中国文学组的答辩。评审组组长蒋孔阳，成员有陆梅林、叶子铭、袁行霈、王元骧、狄其聪等教授，大家私下说这是一场比博士论文答辩规格还要高的答辩。我的项目获准通过，这是我承担的第一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西南师大的平台与空间，使我能自由从事我想做我能做的学术研究，我当时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姓氏根亲文化，先后出版了《华夏姓名面面观》（1988年）、《华夏姓氏丛书：王》（1992年）、《华夏姓氏之谜》、《华夏取名艺术》（1992年中国台湾）、《中国姓氏考》（1995年日本，日文版）。姓氏研究涉及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谱牒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因而自然而然，与谱牒学、历史学、民俗学界建立了学术联系，参加过数次全国谱牒学学术研讨会。(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方面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吴宓研究。这既是出于研究兴趣，同时也是出于侠义之心。“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学衡派”主将吴宓教授，从1950年起一直在西南师大任教，从外语系、历史系到中文系，在中文系时间最长。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吴宓的“问题”与学术研究在西南师大一直还是无人问津，这显然是不正常的。1990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首次发表了长篇论文《吴宓主编〈学衡〉杂志的初步考察》，在大陆较早揭示了《学衡》杂志的研究问题。以后又发表了《吴宓年表》《论吴宓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也谈吴宓与钱钟书》等，同时以第一手资料撰写了《吴宓有否此“密友”》，揭露畅销书《心香泪酒祭吴宓》的作伪造假。1998年6月，在我即将奉调北师大前夕，我在西南师大策划并成功召开了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张岱年、季羡林、李赋宁、严家炎、乐黛云、唐振常等先生发来贺信，会后我主编出版了这次会议的学术论文选集《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学术研讨会以后，吴宓先生在西南师大与重庆得到了格外重视，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努力，这是学术研究正常化的大势所趋。
作为一位本性酷爱着童话的教师，我在西南师大的学术兴趣自然而然主要还是在儿童文学，这是我在西南师大第三方面的学术工作，也是主要的工作。这期间，我的儿童文学研究逐渐由“历史”转向“现实”，由“理论”转向“批评”。
西南师大早几年的儿童文学研究还是以“史”为主。我在浙师大读研期间所搜集的现代儿童文学文献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四处查阅资料，特别是去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辛苦寻觅，最终完成了80多万字的书稿。全书选辑了1905年至1949年间的140篇重要儿童文学文论，绝大多数是我首次从尘封的故纸堆中发掘整理出来，并在每篇文论后以“砚边小记”的形式，对作者、出处、内容、观点做了评述。从某种角度说，我已搭建起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初步构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大明先生（曾为我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作序）知道我的这一书稿后，曾劝说我暂不忙出版，应先将这些辛苦收集来的资料独家充分利用，撰写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之类的专著，再出版不迟。但我深感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既缺“历史”的眼光，又乏“理论”的底蕴，实在太需要“五四”以来那一代儿童文学建设者、开创者的理论资源了，于是几乎没有犹豫就先将其出版了。此书就是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使我欣慰的是，此书出版后，引起现代文学、儿童文学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凡是研究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乎绕不开它。
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的同时，我又选编了四卷本的《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遗憾的是，当时市场经济利润目标的影响已越来越重，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不得不将其砍去一半，压缩为两卷本于1989年出版，另两卷本后来“不知所终”，空耗了我的心血。在选编《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时，我已形成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的观念，提出并发表了《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等论文。因而《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就是按此观念选编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夏丏尊的散文《白马湖之冬》、周立波的抗战报告文学《小哨兵》等，都被我选辑其中。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思考与梳理，是我在西南师大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有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与《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的基础与准备，1995年我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有关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部分的撰写。《中华文学通史》第一版由华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2013年改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后的新版《中国文学通史》。
1987年10月，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新任社长陈贤仲邀请国内30多位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赴宜昌神农架参加神农架笔会。陈社长曾担任过多年西安《小说评论》杂志的主编，对文学理论自然情有独钟，他敏锐地捕捉到当时国内儿童文学评论界涌动的新人新潮新观念，决定策划出版一套“儿童文学新论丛书”，请叶君健先生担纲作序。“儿童文学新论丛书”不但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第一套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书系，而且，更重要的意义是将当年一批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理论新人推上了前沿。这套书系的作者包括班马、汤锐、孙建江、方卫平、梅子涵、彭斯远等，我出版的是《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
《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是我在西南师大讲授美学与儿童文学课程的一个思维成果。我认为，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这是两代人之间进行精神对话与沟通的特殊艺术形式，因而儿童文学审美创造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审美意识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这两种审美意识既不能互相置换，也不能互相排斥，而应当互相调适与交融提升。儿童文学作家既要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儿童思维、儿童审美意识的特点，把心紧紧地贴近儿童，又必须超越儿童，引导儿童，提升儿童，发挥创作主体对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主导作用。两种审美意识的对话、交流与互补、提升，势必成为影响儿童文学审美创造实践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成人作家的“儿童观”，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艺术精神与美学品性。“儿童观”直接指导与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儿童文学审美实践，不同作家心目中的“儿童观”产生不同美学倾向的儿童文学，例如：教育主义、稻草人主义、卢梭主义、童心主义。“儿童观”问题是审视创作主体儿童文学审美创造实践的根本问题。第二，就接受主体而言，直接影响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是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对文学作品的不同接受机能与审美趣味的自我选择。这就决定了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与两大门类（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分类的必然性与科学性。第三，影响和制约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即作为接受主体的少年儿童的思维模式不同于成年人的现代思维模式，而是与原始思维同构对应的（年龄越小越明显），泛灵论、人造论、非逻辑性与因果观念等是儿童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一书的主体内容。《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理论思维成果，也是第一本属于理论性质的儿童文学专著。
20世纪90年代，我在西南师大完成的儿童文学论著还有《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人学尺度与美学判断》（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与《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尤其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思潮与理论思维演变的看法，两书均获得教育部人文学科研究的最高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二等奖。据我所知，我的这两部论著是国内高校儿童文学学科领域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教育部这一奖励的。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达69万字，由北师大王富仁教授作序。此书是我在1998年调离重庆前就已选编好了的，之所以在重庆出版，这与重庆出版社副总编蒲华清的厚谊密不可分。蒲华清是一位在儿童诗创作方面颇有成就的诗人，他说，泉根在重庆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重庆出版社竟还没有给泉根出过书，因而无论如何要我为重庆留下“纪念”。1998年10月，我北上奉调北师大，此书于2000年元月出版，这也成了我重庆—北京转型时期的一个学术结晶，同时也是我在第二故乡重庆留下的最好学术记忆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