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飞行鞋》：一个文学青年的电影梦想

正当潘垂统为理想得不到实现而颇感苦闷时，公司经理李应生向他提出了拍摄童话片的想法，“用儿童做主体，以美丽的山林做背景”，这一想法打动了潘垂统“久久潜伏着的心灵”，潘垂统表示“愿意来编此剧，且试做导演”。并且潘垂统认为：“对于懂得戏剧的人，懂得文学的人，懂得儿童文学的人，只要你的成绩不失败，不用说，当然能引起他们的心灵上的感动。此外，一般欣赏程度较低的观众，也能从剧情里面的神怪幻术（Trick）等等上，得到一种相当的娱乐。这样，戏剧本身深刻的意义和维持公司的营业，都能兼顾到。为了做人要吃饭，为了吃饭以外还有一种人生的意义，我且试试我的工作。”[8]

只要用心拍出好作品，不仅能感动心灵，还能娱乐大众，电影自身深刻的意义和公司的营业就都能兼顾到，可见潘垂统对此次童话片创作充满了信心。

剧本问题是电影创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潘垂统向来重视剧本的文学价值，他曾经说过，“无论你是创作的，或从前人的小说戏剧里脱胎出来的，一定先要审查那故事的本身有无文学的价值”[19]。此次童话片拍摄，为了找到满意的改编材料，潘垂统专门通过文学界的朋友找到专门研究儿童文学的朋友，请他们帮忙推荐适合的童话作品。据笔者前文考证，电影《飞行鞋》实际改编自茅盾编译的童话《飞行鞋》，此处不再赘述。

潘垂统是个做事极认真的人，至少创作童话片《飞行鞋》是如此。在剧本创作阶段，他“与童话专家赵景深、顾均正商议多次”[21]。在去庐山拍摄外景行船途中，潘垂统还在与黎民伟讨论剧本。[22]在潘垂统看来，剧中人物的服装问题也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西装、东装和中装，似乎都不对”，为了将来不至于被人讥作戏台装，他专门从一位编辑儿童书报的主笔处借来三十五种儿童画报做参考。[8]

对于《飞行鞋》所表现的社会问题，潘垂统是这样理解的：“在这童话里面，含有社会问题。世界男女，不负责任地生育子女，实际上真有私自抛弃的，至于不负教养责任的，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人群里面，有了许多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的人们，无论你怎样大叫革命，或用暴力革命，到底还是使你失望的。所以最后那个小女孩说，只有去替人送信，有了相当的职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8]《飞行鞋》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与潘垂统“为人生”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他曾多次强调文艺要反映现实，体现社会意义和革命精神：“文艺是生命受压迫时的一种叫喊，是反抗精神的表现，占人间的文化生活的最高地位。”[23]“我是主张‘人生的艺术化，艺术的人生化’的！”[19]潘垂统之所以选择放弃《罗仑和五月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浪漫爱情故事，转而讲述贫苦人家生存困境的故事，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而生育问题、教养问题、职业问题，正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问题，也是潘垂统真正关注的焦点。

外景拍摄是《飞行鞋》的一大亮点，也是民新影片公司“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的制片方针的体现。[24]一篇题为《庐山摄影记》的文章详细记录了《飞行鞋》剧组在庐山拍摄外景的全过程，作者署名“篁”。根据文中记载，除了潘垂统和演职人员，同行的还有黎民伟和篁（即该文作者）。根据篁的记载，剧中樱儿“三次遇仙于飞瀑之间”，其中两次分别在黄龙寺和天桥这两个景点拍摄完成，剧组还赴仙人洞、天池等景点拍摄。庐山风景虽美，剧组却既要克服在周围五百里的山中找景的困难，还要克服在气候多变的山中摄影的困难。民新影片公司称最终拍摄到的庐山“有雄壮之山岭，森林有清幽之溪涧，瀑布有神秘之云雾，新霞庐山胜景收罗殆遍”[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