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和童谣文本
童谣是传唱于儿童口中的歌谣。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通常在书报上看到的以文字形式出现的童谣不能称“童谣”，只能称“童谣文本”——童谣的文字形式。
下面分五个层次述说：
1.童谣本不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童谣是一种以念唱为主的，还伴有动作、表情、情趣等因素的民间口头艺术。过去的童谣没有文字，在文字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已经有了童谣。“谣谚之述志，发于语言，语言在文字之先。”[2]就是在文字文明发达的今天，童谣也没有文字，它只流布于儿童的口耳之间。
2.童谣很难用文字记录。传统童谣都是用方言念诵的，而很多方言是难以用文字记录的，文字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丰富多彩的语言，要贫乏得多。如周作人所说：“歌谣里有许多俗语都是有音无字，除了华北及特别制有俗字的广东等几省以外，要用汉字纪录俗歌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勉强写出也不很正确，容易误解”[3]。范寅是《越谚》的辑录者，“范氏辑此书时，在光绪初年，买圆糖炒豆召集邻近小儿，请他们唱歌给他听，所以他所录的五十几首都是可信的儿歌……”[4]范氏为学十分严谨，他力求原汁原味地记录绍兴方言，但方言的记录实在太难，因此书中用了很多生僻字，有些字今人已无法查考。纵然这样，文字和语言还是相差甚远。
3.文字对低幼儿童几乎没有意义。念唱童谣的主体多为低幼儿童，他们不识字，文字对他们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对文字也不感兴趣。但他们会说话，会玩，童谣本是一种语言游戏，他们在“玩语言”的过程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4.童谣如写成文本，必有诸多改变。改变的原因大致有：第一，如上所述，语言不等于文字，口头的语言变成书面的文字，即便范寅这样的辑录者，也无法实录原貌。第二，思想观念的差异。明代吕氏父子编《小儿语》，父亲吕得胜苛求“儿时习之，可为终生体认”[5]，所选童谣大多是“自作的格言，仿佛《三字经》的一部分，也有以谚语为本而改作的，虽然为国语的资料，于我们却没有什么用处”[6]。儿子吕坤“刻意求为俗”[7]，倒为我们辑录了46首流传于民间的较少改动的童谣（文本）。第三，辑录者别有用心，好多古代童谣就属于这种情况（详见以下“古代童谣”）。
5.童谣不单是语言。以上几点都是从童谣的语言角度讲的，事实上，我们即便承认语言可用文字记录，但童谣不单是语言，不少童谣除了语言，还有动作、表情、情境等，而这些更难形之于文字。
如浙江童谣《点点虫》：
点点虫，虫会爬，(https://www.daowen.com)
点点雕，雕会飞，
点点鸡，鸡会啼，
点点猫猫拖老鼠，
吱吱吱吱吱吱吱！
从字面看，是胡乱“点”了几种动物及它们的动态。但从这首童谣的呈现形态看，内涵远不止这些。这是一首母歌，母亲抱着孩子（或相对而坐），一手拉着孩子的手，用另一手的食指点孩子的手心，念一句，点一下，念一句，点一下，当念到最后一句“吱吱吱吱吱吱吱”时，突然转向点孩子的胸口，这时孩子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哈哈哈”的笑声，最后往往是母子相拥而笑。这简直是一出充满母子温情的舞台短剧，语调、节奏、乐感、动作、情趣、气氛一应俱全。
因此，总的说来，童谣的内涵要大于童谣文本，童谣文本所记录的只是童谣基本要素中的一部分。
再则，鲜活生动的童谣，一旦形之于文字，成为童谣文本，就逊色了很多。如果说童谣是生长着的鲜花，那么童谣文本就相当于鲜花制作的标本。
当然，这里并没有否定童谣辑录功绩之意。因为，要采录活生生的童谣是有困难的，就是录了音，摄了像，也不能尽童谣之所全。所以，大多童谣研究者所研究的还是童谣文本，这也正是童谣文本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