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避难,勇于担当

一、事不避难,勇于担当

儿童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充满当下性与实践性的学科。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儿童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和重视。儿童文学作为对儿童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其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如何引领儿童文学朝着更有学术品质和价值意义的方向发展是每个儿童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十年耕耘,三十年砥砺,王泉根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寂寞处走来,以注重实证、实事求是、学术严谨、敢于发见、不断开拓的学术魄力,与儿童文学研究的同道者一起,开辟出儿童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担当是一种勇气。王泉根的儿童文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儿童文学学科还十分清冷,很多人对于儿童文学还相当蒙昧。王泉根却选择了这样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师从蒋风老师,苦心研学,虽条件艰难却不改初志,反而以十分勤苦的钻研精神开拓了很多新领域。《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是王泉根儿童文学研究初期的一部作品。“那时我的身份是硕士研究生、讲师,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住的是鸡毛小店,但最感到困难的是收集资料之不便。复印机在当时还十分稀罕,图书馆复印一张A4纸要5角人民币,差不多等同于十个鸡蛋的价格。因而绝大多数资料都是我一字一字手抄下来的。最难忘的是1984年12月29日杭州零下三摄氏度,我在西湖孤山脚下的浙江图书馆特藏部,呵着冻僵的手,抖着冻麻的腿,手抄了周作人《童话释义》等文。以后,我还在北京万泉河小区拜访过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先生。”[2]清冷的学科带来的往往是研习条件的恶劣,无担当者可能会抽身而退,王泉根却以火热的学术赤诚耐住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寒冷与寂寞,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填补空缺,并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轫期进行学理探索,继而为构建属于中国特征的儿童文学体系添砖加瓦,这本身就是一种知难而上的担当情怀。更遑论“文革”结束初期,周作人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在那样一个政治环境里,一个青年学子敢于拿出史料,据理力争,这样的勇气令人敬佩。(https://www.daowen.com)

担当是一种责任。1987年时,“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因为读者面窄,印数小,赔钱多,出书也就更难”,王泉根却参与了此次丛书撰写工作,出版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究其原因,他说,“在这‘两难’面前,我选择了‘儿童文学与审美’作为研究对象,这实在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两难’课题。但我没有却步,而是傻乎乎地钻了进去。促使我‘钻进去’的驱动力,不是因为我对儿童文学与审美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与充分的自信,而是出于一种‘不满’:不满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贫弱现状(虽然近些年已有较大进展),不满儿童文学理论长期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因果分析——线性组合程序的简单作业,不满只接受对象(儿童)单支点为逻辑起点的儿童文学逻辑体系”[3]。鲁迅曾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不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心。尤其是与儿童相关的领域,面对着崭新的生命,我们理应给他们最好的精神食粮,而儿童文学理论恰是衡量的一把标尺。因此,正确的儿童观、儿童文学理论无疑对儿童文学创作有指引与矫正作用。王泉根本着学者的负责态度,在扎实的实践研究基础上,汲取了中外儿童文学及其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以“问题意识、中国话语”推进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本书将再版,实为儿童文学的幸事。就“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儿童文学”一事,王泉根也没有避重就轻,干脆承认没有了事,而是从中国文学的性质、儿童文学的形态两方面考证,证实“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名,却有‘儿童文学’之实”。这样不流于成见,追根溯源的思辨精神,其背后也体现出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负责精神,对中国儿童的负责精神。

担当更是一种襟怀与气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逐渐升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者可谓不少,理论研究也步步跟进。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却存在着理解的片面化。比如“杨红樱现象”,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等小说畅销千万册,儿童的喜爱和评论界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泉根以“儿童文学是写给儿童看的文学”的儿童本位观,以“填补童年文学空白”的全局意识,肯定了杨红樱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历程中的意义和价值。2007年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中的八本被国际著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约,成为为数不多的“走出去”的中国儿童文学。这一历史突破既归因于作品本身的儿童文学性,也离不开王泉根的包容与支持。唯有宽广的襟怀与气度才能为儿童文学的健康成长提供环境与沃土,科幻文学进入儿童文学界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科幻文学的文学价值在中国长期得不到认可,“科幻文学作品发表艰难、科幻作品命运多舛、主流文学几不承认”[4]。而王泉根却带领着儿童文学界从“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广泛而紧密的精神生命联系入手”在科幻文学遭受如此冷遇和低谷之时,及时地伸出了“儿童文学虽然弱小但真诚而温暖的手”[4],不仅在其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中将其单独列出,给予其显赫的位置,更以《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崛起的中国科幻与价值重构》等文章细致评述,给予其价值意义上的肯定和学科建设上的指导。同时还不断地呼吁和组织科幻作品研讨会、评奖会等,并在北师大呼吁建设儿童文学科幻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点,为科幻文学在新时期的复苏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更让人动容的是,虽然“在目前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特殊背景下,科幻文学的苗儿还只能种在儿童文学的土壤里”,但是他更提倡“就像孩子迟早要长大一样,科幻文学长期‘寄养’在儿童文学圈里毕竟不是办法。科幻文学理应独立门户,自成文类”[4],表现出一种“有容乃大”的胸襟与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