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以及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
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同样，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观，就会出版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认为儿童需要教化以适应社会，把儿童文学看作是纯粹教育儿童的文学，出版的儿童读物必然是包含着成人化的训诫与说教的（《开明少年文学丛刊》显然有此倾向）。主持《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工作的编辑以及丛书的译者们，其儿童观、教育观和儿童文学观也是十分“开明”的。“五四”运动以后，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丛书的编辑和译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一观点，怀有把儿童从几千年“成人本位”的“旧道德”中解放出来的责任感，认为面向儿童的教育、文学都应从儿童出发，尊重儿童的天性与独立性。尽管不同的编辑与译者持有的儿童文学观有所不同，比如赵景深、徐调孚、郑振铎等注重儿童趣味，尤其倡导“游戏精神”，叶圣陶开创了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先河，丰子恺则是“童心主义”……这些无疑都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是全心全意呵护童心、尊重儿童的。
比如郑振铎在翻译《列那狐》时，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因为“编译儿童书而处处要顾全‘道德’是要失掉许多文学的趣味的”[5]。徐调孚认为：“我们应尽我们的能力，给他们（儿童）以充分发展的机缘，我们要灌喂以滋养剂，使他们长成一个健全的人！我们应给他们的生活以愉快；我们应满足他们游戏的精神；我们应与他们以正确观察的能力；我们应扩展他们情绪的力量，启发他们想象的能力，训练他们的记忆，运用他们的理性；我们应增加他们对于社会的关系的强度……于是，我们要给他们以文学，适宜于他们的文学，他们自己的文学。”[6]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如此的认识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在现在看来，这样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也是足够先进的，今天的少儿出版人都未必具有如此彻底而全面的认识。正因为有了先进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丛书中的作品充满童趣，张扬童心，贴近儿童，受到了小朋友的欢迎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