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镜与灯”：寻找儿童文学理论的新标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阅读笔记
刘秀娟[1]
相当一段时间内，我沉浸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王泉根、约翰·斯蒂芬斯主编，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阅读中。译丛包括了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史蒂芬斯的《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罗宾·麦考伦的《青少年小说中身份认同的观念：对话主义建构主体性》，瑞典学者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的《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凯伦·科茨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主体》，来自三个国家的这六部论著，从20世纪以来丰富而驳杂的西方文论中选择与儿童、儿童文学相融度较高的理论方法，以具体的作品为切入点，提供了认识、解读、理解儿童文学不同的途径。
这是一个复杂的阅读过程，有灵光闪现的启示，很多盘桓心中许久的困惑有了新的理解途径；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慰，比如我始终觉得儿童文学应该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这套译丛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范例；当然，还有阅读的艰涩和理解的障碍，因为无论是拉康的欲望及主体理论还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都曾是我大学时代未能“啃下”的骨头，当他们的理论阐释被更曲折地运用于分析具体作品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法对话的隔膜。我想，不仅是我，对很多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者而言，阅读《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在阅读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需要这样的挑战，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文本解读方式，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一直在低空盘旋，始终无法企及俯瞰大地的高度，对自身、作家、读者及整个社会文化都缺乏有效的意义。
这并非是主张“西化”，而是对“交流”的渴望。我们的儿童文学界对西方理论连深入的了解都还缺乏，不必有被同化的担忧。就如王泉根教授所说，当成人文学界在反思“言必解构、文必后殖民”的恶性西化所造成的“失语症”时，儿童文学界绝无此忧，并非儿童文学界高屋建瓴、早有防范，而是我们根本就缺乏了解、引入、运用西方理论的热情。我非常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除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开拓者吉光片羽式的论断，评论和研究的兴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而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又受到“阶级论”“政治工具论”的束缚，难以称得上学理性。真正有所建树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当时的一批年轻学者具备了很强的研究意识、理论热情和建构水平，但毕竟儿童文学理论大厦的基础太薄弱，他们和自己的前辈一起，更多的是做了打基础的工作，也因研究者人数的有限，至今仍留下很多遗憾。那么，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拒绝西方理论，因为任何学术的研究都是一个漫长沉淀和相互交流的产物，是人类文化交融碰撞，不必有物质生产领域“自主产权”的焦急心态。
还要说明的是，从整体而言，该译丛的“文化研究”视角是非常突出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反思“文化研究”、消除“过度阐释”、重视“审美研究”的呼声是非常高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很多学术论文中，以理论工具切割作品、缺乏审美体验和鉴赏能力已经成为突出问题。但是，就儿童文学而言，我不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到了损害审美研究的程度，儿童文学与教育、家庭结构、媒介等众多领域的密切关系使得它无法纯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甚至，就整个文学研究而言，我也不认为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有什么不共戴天的冲突，失当的不是理论，而是运用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西方现代文论（包含所谓“后现代”文论）都是基于学者对当代人生存处境尤其是文化处境敏锐而犀利的观察而构建的，包含了强烈的社会解析和批判意识，但是落到我们手里，却沦为高校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与文学、与社会都失去了应有的联系，这也是所谓“学院批评”近来被不断指责的原因所在。正如杰克·齐普斯在书中所说：“如果不去思考文学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语境，任何文学艺术都是无法得到充分理解的。此外，对经济和技术的政治本质进行探讨也是非常重要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尤其是在当下文化工业大行其道的时代，儿童文学创作是在很多利益动机的驱动之下投入市场的，而且从图书到动漫、玩具、广告，儿童文学形成了巨大的消费群体，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想长大”的心态，更形成了一种“伪童年”的社会心态，所有这些都是儿童文学所身处其中的必然环境，也是儿童文学研究必然要考虑的社会因素。约翰·斯蒂芬斯认为，“儿童文学关注的焦点，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社会、文化和语言对认知和成熟的影响。”同样地，文学批评本身“不仅关注文本，同时还关注文学产生语境和接受语境，特别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社会态度，其目的在于启发读者思考，帮助读者超越那种习以为常、单纯了解故事内容的阅读模式”（序二）。有意味的是，他认为不足的这种模式正是我们当前大部分儿童文学批评的模式，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新思路。
比如儿童文学中的性别问题，这不仅是《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的主题，也是《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主体》中非常重要的话题，它们相互之间形成参照。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甚至认为，“当代儿童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主义的方方面面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因为对欧美当代小说总体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我无从判断其正确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当下，女性作家越来越多，无论是人数还是图书销量都有超越男性的趋向；同时，“故事妈妈”和“幼儿园阿姨”这两个群体也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推动力量。并非说，这就意味着女权主义的胜利，而是意味着我们有必要研究这种情境之下儿童文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女性作家更喜欢刻画男孩还是女孩？她们笔下的女孩形象和男性作家相比有变化吗？妈妈或阿姨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书籍？如何解读这些书籍？中国儿童文学的女孩形象一直比较薄弱，原因何在？如果我们试着以这样的角度去观察杨红樱的作品，尤其是《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笑猫日记》系列，我相信会有新的发现。在杨红樱笔下，无论是路曼曼、夏林果还是安琪，都是作为男孩们的对象物在他们的评价中界定的，她们自身似乎缺少形成自我的力量，处于“被看”“被评判”的立场。从这个角度而言，她的作品和J.K.罗琳倒是有相似之处：《哈利·波特》是一种传统的故事模式，“如果没有创新性的变化，这类故事就停留在一种对男人雄性力量的欢庆之上”，“虽然出现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小女孩赫敏，但这些小说的绝大多数行动和焦点都是围绕着一群男孩和男人施展和滥用魔杖和魔法扫帚而展开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凯伦·科茨也注意到，华兹华斯的名言“儿童是成人之父”有一个微妙的转换——无性别的“儿童”转变为男性化的成年主体“父亲”，在论述《夏洛的网》时，她也强调了小女孩弗恩的父亲对她行使的主导权。她认为，在现代语境中，“成长”意味着脱离母亲，并确立与“父权”相关的立场。（《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主体》）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也提出，“传奇男性英雄是影响儿童小说的重要原因，而作为男英雄追求目标的传奇女英雄却并不存在”，“儿童文学中找不到主流文学中伊索德、曼侬·莱斯科或德·瑞那夫人这样伟大的传奇女英雄”。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认为，不管艺术家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创造了性别歧视的意象，也不管孩子们是否觉察到这些东西，这两个群体都使得压制女性的古老象征不断延续下去。我尤其赞同她的结论：女性主义儿童小说远远不是一个局限于以牺牲男性来赞美女性的种类。女性主义儿童小说认识到所有人的潜力，并将这种潜力挖掘出来，所有人，不论性别、种族、阶级或宗教如何，都应被平等对待。
“选择这些著作，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一个重复性问题，即在调停或者挑战霸权、种族和性别的文化话语时，儿童文学的潜在影响是什么，这些在建构儿童的自我意识中至关重要。”（序二）的确，在阅读过程中，很多论断给我提供了重新理解儿童文学的契机。在我看来，儿童文学是什么、儿童文学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依旧是本质性的疑问。“小儿科”的蔑视在社会上仍然盛行，就连儿童文学研究者甚至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似乎都有些浅显。而对这些学者而言，儿童文学是人建构自我主体性、人类文化与心理结构延续以及社会批判的重要途径。如杰克·齐普斯认为，“我们的生活是由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所塑造的”，“从呱呱落地到辞别人世，我们整个一生都在聆听和汲取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内容，而且感到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命运”，“它们洞察到了深藏心底的愿望、需求和渴望，同时显示它们如何才能全部得以实现”（《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由此，他也反对现代传媒和文化工业造成的对民间故事的歪曲与伤害。凯伦·科茨也从主体性的角度阐释了儿童文学的重要功能：它们界定我们对他者的理解以及我们与他者相关的立场，并以此建构我们的自我感；我们童年期所接触的文学应被视为塑造主体的关键；儿童“惊人的开放”，他（无意识地）运用其书籍加速或激化自身的分裂，将表述和意象填塞进自己的潜意识，塑造现实，并界定自身的可能性参数（《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主体》）。
以这套译丛为参照，对当下儿童文学研究与批评提出质疑，并不是“外国的月亮格外圆”的心理作祟，而是基于目前儿童文学评论成为“出版消息加表扬稿”事实，所有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研究和阅读推广的更大期待，因为“儿童文学也应当同样遵循我们为当代最优秀的成人作家所设定的高水平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研究亦是如此。
最后，向译丛的两位编者王泉根教授和约翰·斯蒂芬斯教授表示敬意，这套丛书在我就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酝酿，一直到七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出版，其选择、翻译、出版的艰难可想而知，也感谢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愿意做这样一套显然没有市场的学术著作的“婆家”，其文化担当意识难能可贵。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16日）
【注释】
[1]刘秀娟（1979— ），女，山东安丘人，文艺报社副编审，中国作家网主编，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