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小说：作为策略

中华民族是个极其注重“正名”的民族，“名正”则“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成长小说作为策略的良苦用心正源于根深蒂固的“正名”需要。“中国几乎没有成长小说，甚至没有‘成长小说’的概念。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有一大片开阔的地带，长久地荒芜着。有一些小说家，因为没有获得这一概念，在涉足这一地带的时候，总有一种‘无名’的尴尬。他们无法确立自己的位置，结果是儿童文学嫌它故作高深、不合儿童文学的尺度；而成人文学又嫌它过于浅薄、难入成人文学的领地。”试图涉笔该文学板块的作家不得不时常处于尴尬与窘迫之中，“一放开手脚就觉得离儿童文学远了，放不开又写不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文学断层。

因此，一旦“成长小说”命名的合法性被确认，就有助于消除部分作家无名的尴尬，“有助于更大限度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及它复杂的一面，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的作品来”[5]。曹文轩在为桑地的成长小说《看上去很丑》作序时就曾提出：“作品虽然还是写一个少年，但由于定位在成长小说，因此也就没有太多的忌讳了。在单纯的色调中，作者尽可以大大方方地融入景色。他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处理成既是纯净的又是繁乱的、痛苦的甚至要时刻面对丑恶的过程。”其实《红瓦》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样的内容厚重、架构繁复、色彩斑斓的《红瓦》，很大程度上也正得益于成长小说的命名，它没有回避特定时代的动荡，从“大串联”至“除四旧”，从温文儒雅的“大辩论”（“文斗”）到短兵相接、血腥味浓重的“武斗”，无一不透露着特定的时代气息；儿童们成天东游西荡、骚乱不安，成人们或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或以强凌弱、沉迷于性游戏……万般世相全被曹文轩涵纳进了“我们”的成长历程。《红瓦》也不避讳书写人性之恶，比如：小镇的地痞恶霸八角勇斗油麻地镇原镇长杜长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杜长明的儿子杜高阳食言，没有把曾经允诺的一顶军帽给他；油麻地学校原后勤人员白麻子出面证明汪奇涵的贪污罪名成立，从而把汪奇涵推进了地狱，因为汪奇涵曾受苏鹏唆使解雇白麻子……个人利害成为一切行动的轴心，几千年的文明塑造和培养出来的人性遭到了严峻挑战。(https://www.daowen.com)

作为成长小说，《红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主人公都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少男少女，它涉及“人性”但不以揭露人性为旨归——整部小说的主题是“成长”，其他的一切都被串联在成长的轴线上，成了类似二级目录的存在。这一点，美国后现代经典影片《阿甘正传》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在这个幽默有趣的电影文本里，通过高新技术的巧妙运用，历史与个人约定俗成的舞台角色关系发生了重大的置换，前后几十年的美国历史变成了一部阿甘个人的成长史——猫王、披头士、美国历代总统都在阿甘个人的舞台粉墨登场。尽管他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远远大于一介平民阿甘，但在作者有意无意、充满调侃意味的摆布下，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阿甘这一个人剧中的过场人物，历史被无限边缘化，个人被置于历史之上。《红瓦》同样采用举重若轻、撇浊举清的处理方法，将历史个人化了；它之所以不援引烦冗枯燥的“大辩论”内容，不正面再现知青斗殴、群众武斗的场面，一方面固然跟作者的美学个性有关，另一方面不能不说与小说不以历史控诉、时代反思等宏大叙事为主旨，而将艺术目标锁定在“成长”主题有关——对于“我”、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的成长而言，“文革”固然因其特殊的情况、强烈的体验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印痕，但从根本上说，“文革”与《根鸟》中充满亲情羁绊的米溪或衣食无忧、美人相伴的小店担负着同样的功能，它们都是不计其数的成长羁绊中的一个，穿越而过，生命便也自然获得了升华。换句话说，《红瓦》的叙事中，“时代”不是最终目的，它充当了包括林冰、马水清等人成长历程的见证。

至此，成长小说的命名作为一种策略的意义便昭然若揭了。一方面，利用文体的独立命名，引进大量常规儿童小说不宜涉及或至少容易招之非议的题材内容，从而扩大少年小说的社会文化视野，并从根本上提高作家从事创作时的艺术自由度。另一方面，又以“成长”主题为轴，将一切繁复的社会、历史以及人性内容纳入个人或一群人的成长历程，从而维护成长小说作为一种“体”的独立性与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