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作为题材
《草房子》出版于1997年12月，《红瓦》出版于1998年4月，作者的创作时间乃至创作心态都比较接近，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两部作品均大面积使用了曹文轩本人的生活经验：《草房子》投射出作家童年时期的生活影子，《红瓦》则是作家对中学时代的回味。这种现象向我们揭示的作家自我的微妙变化是意味深长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曹文轩俨然是乡村与社会的代言人，诉说着乡村与时代的话题，比如《没有角的牛》《古老的围墙》等；80年代中期开始，与新时期文学整体的启蒙主题相一致，曹文轩也体现了鲜明的启蒙倾向与精英意识，不管是站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批判沉积于民族灵魂深处的国民劣根，还是像铁匠那样举起充满力量的锤子，热烈地锻打孩子的性格，或者自觉担负起“创造一个充满爱的未来世界的天赋”[3]，曹文轩的精英意识、启蒙意识都是显而易见的。到了《草房子》《红瓦》等创作中，尽管作家的使命意识依然没有缺席，却变得更深隐、更内在了，在放逐了过于激烈的“铁匠”激情后，一个平和宁静的心灵将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高高挺举上了文学的殿堂——此时的曹文轩似乎不愿再絮絮叨叨地对着民族的下一代说“叔兄辈”的话了，他的话语冲动不再源自“塑造民族未来性格”的强烈使命感，而更多地来自传达主体自我成长体验的需要——他开始和读者交流成长的秘密、成长的私语了。这种转变一方面体现了曹文轩本人主体意识和自身生命体验的进一步觉醒，另一方面也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曹文轩的创作日益接近少年小说的精神内核——成长，《草房子》《红瓦》艺术地再现了作家及其玩伴们的成长心路历程，在实现自我精神抚慰的同时也将文本的意义指向了当代少年。
心理学研究揭示，青春期的少年，其精神世界有两个重要的支点，一个是自我意识的萌芽，另一个就是性意识的觉醒，同时这两者又往往彼此交织、相互依存，共同推动少年走向成人，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自我意识（自我同一性）是意识的一个方面，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和态度，“包括三个层次：对自己身体及其状态的意识；对自己活动状态的意识；对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意识”。自我意识的觉醒一般发生在少年至青年时期。当一个人意识到自我时，往往对自己的容貌和体形极为敏感，暗中注意自己身材的高矮、比例的美丑、鼻梁的高低等，并为此而苦恼。比如《草房子》第一章完整地展现了陆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他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漠不关心。然而随着自我意识的逐步萌芽，陆鹤的视线逐渐从外在世界转向了自我本体，并变得敏感脆弱。“涂生姜”“帽子事件”等细节细致地表现了这种转变——对自己的头发变得在意起来正表明了少年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心理学研究同样表明，当少年的自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时，便会压抑集体认同需要，以变相的形式与集体发生对抗，以证明自己的存在。陆鹤在体操比赛中故意捣乱等细节正是这种心态的投射；而当陆鹤主动请命担任戏剧角色，融入班级集体，则是少年走出自我认识误区，找到真正自我的必然结局。
两性意识的觉醒是曹文轩成长三部曲的另一个重要母题。由于带着自身鲜活的生命体验，《草房子》将桑桑对纸月的蒙眬情愫描绘得细腻入微、生动传神。桑桑在见到纸月的第一眼，就被她清秀的容颜、轻盈的体态征服了，那是一种相当纯洁的情愫，一种恬静的审美静观，“当意识到异性美之时，人就得到了新生”[4]。对异形的审美在少年桑桑身上产生了巨大的“移情”作用：他第一次开始对自己邋遢的衣着感到了不安；他第一次主动提出了要一件新褂子去教室；他吃饭不再汤汤水水，变得文雅起来……桑桑对纸月的态度也充满了矛盾，明明很喜欢纸月，希望引起纸月的注意，内心意愿与外在行动的割裂正是这种青春情愫的显在特征。读着如此细腻的情节，任何一个经过（或正处于）少年情怀的人都会被唤起或多或少的共鸣。
如果说《草房子》因为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对青春期心理的描写还略有点“隔”的话，那么《红瓦》由于采用了过去的“我”——林冰和现在的“我”相结合的双重视角而把以林冰为代表的一群少年的青春遭遇描绘得更加细腻真实，从而为成人回味反刍成长、少年洞察烛照人生并预演成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我”——林冰暗地喜欢乖巧伶俐的陶卉，于是“我”的很多喜怒哀乐就牵在了陶卉有意无意的眼神和举动里，比如：邵其平让“我”和陶卉配戏演小两口。
这突然产生的、始料未及的方案，使我惊惶、激动、害臊得几乎不能承受。我的思绪混乱如麻……夜里，我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那个小戏的台词……（《红瓦》第266页）(https://www.daowen.com)
结果这戏却没有演成，陶卉不肯演女角。
一连几天，我没有怎么出宿舍门……偶尔走出宿舍一次，还在路上碰到了陶卉，顿觉自己矮小不堪……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从那难堪与悲哀中解脱出来。（《红瓦》第270页）
把自己和陶卉在一些细小动作上的巧合看作是“心语的流露”“心灵的契约”，渴望与她搭话、面对，却常常故作矜持。尤其是在去往县城的小轮船上与陶卉不期而遇一节，更是将青春萌动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温幼菊飘满药香的小屋里，桑桑开始了对生命懵懂的思考；在与杜小康的接触中，桑桑获得了友情的震撼；在蓝蓝的天幕下充满泥土气息的天地里，在对自然生命的凝视中，“我”的审美意识一点一点地抽芽……“一个个青春故事宛如一个个清晰的成长脚印；也许正因为此时的曹文轩开始珍视自己的青春生命体验，并让它们在《草房子》与《红瓦》中凝固为永恒，所以才赢得了大片‘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鸣。”[4]它（《红瓦》）像一部老式汽车，载着我们回到了那光辉、温暖而摇晃的岁月，身体拔节上蹿的声音又回荡在耳畔。这就是《红瓦》的魅力所在。
但《草房子》《红瓦》作为成长小说，不应该也不会仅仅诉诸曹文轩的同龄人，因为无论现在的童年（广义）还是过去的童年，都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富于孕育性的时期，其精神走向是毋庸置疑的成长，虽然每一代人的童年所遇到的成长问题都不可能一致，但是一代代童年在时空的叠印中毕竟有着那么多“复演”机会，可以说“成长”是成年与童年相互连接、沟通、交叉往返的纽带，也就是说，今天的孩子和昨天的孩子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遭遇着不同的问题和困惑，但是他们对于青春时期的生命体验、对于心理性断乳的身心记忆却是相通的，这一点足以消除时代带来的部分隔阂，打通隔代少年人内在的精神血脉，使他们平等地站在成长的两端进行生命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