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长困境
以往的儿童文学理论对于儿童小说的主题呈现一般持一种相对保守的意见，那就是应主要向儿童呈现美好光明的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以及“悲剧性题材”的表现则存在多种禁忌与限制。而随着当今社会生活结构及形态的改变，儿童生活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演变，童年生活不再是一片“净土”，在快乐的表象下，儿童的成长也面临着多重的困境——激烈的社会竞争与繁重的课业负担给儿童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情感交流的缺失和失败常常使儿童内心充满孤独感；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和突变也会给儿童的心灵造成剧烈的冲击……有学者借用生态学的观点宣称当下的童年生态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儿童教育学研究又告诉我们，困境的存在对于儿童的成长也并非是绝对的不利，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促进儿童个性人格的发展——“儿童的行为告诉我们其性格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创造潜能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障碍”[13]。因此，儿童文学作家如果仅从理想主义的观念出发去构建“快乐”的儿童文学，而不正视这种现实存在的困境，那么所创作出的作品多少会丧失生活的质感。尤其是对于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儿童小说来说更是如此。在世纪之交的儿童小说创作中，很多作家就将目光投向了儿童成长的困境，并试图协助儿童突破这些困境。
《我要做好孩子》就是一部反映当下儿童生活面临的巨大压力的力作。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小学六年级学生金玲紧张的学习、生活状态，而且更细致地描述了这个孩子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从一开始的消极顺应到奋起抗争再到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金玲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成长，一方面依靠来自家长、老师的爱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靠着自身的努力来达成。对于金玲来说，突破困境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她非常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些细微而美好的事物的存在，比如春天发芽的小草、路边小店里的小猫、栽满植物的孙奶奶的花园……这些美好的体验带来的生活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学习、考试给她造成的压力，从而最终形成了一种健康而完善的人格，这种人格在对抗现实压力时就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对于儿童的情感交流困境，我们在前面也作了相关的讨论。这里要进一步探讨的就是在这种困境中，儿童所面临的孤独感。例如，《家有小丑全本》中，小丑初到陌生的父亲家里时，对于家人的抗拒其实正是他一直以来处于孤独状态的一种惯性反应；而《小香咕系列》里，生活在热闹有趣的外婆家的小香咕也时时会在众人的欢笑声中陷入对父母的思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孤独的儿童排遣内心寂寞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从一些细小事物中寻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比如，小丑对于小刀、香咕对于洋娃娃小饭的珍视和依赖。而只有从这种对物的依赖中转移出来，与人进行交流与沟通，他们才能真正摆脱孤独的困扰。
家庭结构的突变往往也是给儿童的成长造成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由于现代家庭的婚姻冲突及不幸婚姻解体的不可避免性，因此，为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仅要求社会限制婚姻离异未免失之偏颇。于是，现实向社会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怎样才能有效减少夫妻冲突及离异对孩子的副作用。很多儿童小说作家从现实关怀的角度出发，也试图在作品中探索其答案。父母婚姻的破裂在子女心灵上留下的伤痕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我的名字叫豆豆》（陈晖）这部作品中，外表看起来天真快乐的小男孩豆豆事实上对于父母之间的冲突却分外敏感：
上学那一年，我的博士爸爸和博士妈妈不好了。他们开始经常吵架，没有人知道，只有我。都是在晚上，我闭着眼睛，装着睡着了，他们的声音很低，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可我知道，他们不是在说话，是在吵架。
但另一方面，作品还向我们展示了儿童在面对家庭结构的突变时可能具有的一种坚韧与勇气：
我的开心时刻没有了。每晚9点，我都会去洗澡，一进浴室，我就唱歌，大声地唱歌，练习我在校合唱团新学的歌。
我在心里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我唱歌给你听，我们快乐一点吧。”
豆豆坚强地承担了自己由于父母的婚姻危机所产生的不安情绪，学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倾吐和释放内心的压力，并且在困境中还懂得了要关心、安慰和保护母亲，这种小小的男子汉气概的生成其实正是其心灵成长与性格发展的一种体现。
同时，如果父母在婚姻离异问题上处理得当，对于子女造成的伤害是可以减小的。比如，这部作品里，豆豆的父母在发生情感冲突时尽量顾及孩子的利益，他们不在孩子面前争吵，以一种平静而理智的态度分手，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孩子留下了对于双亲的美好印象，从而保持了一颗纯洁的童心；而父母在婚姻解体后保持的正常友谊关系、母亲和李叔叔给予豆豆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也在很大程度上治愈了豆豆心中的伤痕，从而能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来面对新的家庭。
关于死亡，长期以来一直是儿童小说的一个禁忌话题。然而，我们知道，从对生命的完整性认知的角度来说，死亡对于儿童来说也具有一种认知价值。儿童对于死亡的体认往往有一定的诱因，比如身边亲友的死亡造成的刺激或是自己面临死亡威胁所产生的危机等，对于死亡的思索最终又会落实到生的层面，从而使儿童对于生命的认知获得一种提升。因此，在世纪之交的儿童小说作品中，一些作家也开始对死亡问题展开探索。这种探索有的是以一种较为柔和及理想化的方式展开，比如《我飞了》这部作品将去世的杜小亚幻化为一个天使的形象陪伴在单明明身边，这种精神的依恋与依托多少淡化了好朋友的死亡给单明明带来的悲伤和不安。《亲亲我的妈妈》则通过新的亲情关怀的注入（陌生母亲的到来）来弥补父亲的死亡给弟弟造成的伤害。而《草房子》则从更深入的成长角度来探讨了死亡问题。桑桑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春日，骨瘦如柴的桑桑突然感到了死亡的来临，他首次陷入了对生命的沉思之中。这之后的桑桑“对谁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善良”“愿意为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对死的畏惧从反面促进对生的动力，桑桑在体认死亡中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的意义，这无疑是其生命成长中的一个质的飞跃。
世纪之交国内优秀的儿童小说不但在故事的“趣层”呈现游戏精神从而带给儿童阅读的乐趣，同时又在“味层”融入作家对于儿童生命成长的深刻哲思来为其提供精神指引。这是对于当下倡导的儿童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有效实践——“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的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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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马.当代儿童文学观念几题[N].文艺报，1987-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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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蒙台梭利.有吸收力的心灵[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153.
[14]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17.
【注释】
[1]王丽清（1981— ），女，云南大理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硕士，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