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创作童谣
如上文所述，只有在儿童口中广为传唱的才是童谣，从这点出发，我们来探讨那些“创作童谣”（“新童谣”“原创童谣”）。
从“五四”开始，很多作者出于社会责任和对儿童的关注，积极为儿童输送精神食粮，创作了大量儿歌，有的也称为“××歌”“××谣”。
其实这些作品既非“歌”，也非“谣”，不过是文人的创作儿歌而已。不过那时没有“儿歌”“童谣”之分，混同在所难免。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灰色童谣”的盛行，各地掀起了一个“新童谣运动”，一时间，创作，评奖，出书，好不热闹。如《中华新童谣》《北京新童谣100首》等，遍地开花。
“新童谣运动”是针对传统童谣缺失、“灰色童谣”盛行而展开的，目的是“对灰色童谣说不，让新童谣占领童心”。可是最终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创作童谣”并没有在儿童中广为传唱。其主要原因在这些“创作童谣”本身。如《我和外公》[11]：
外公七十七，
开始掉牙了；
我七岁，
开始长新牙了。
我和外公，
都咬不动山核桃。
这首童谣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创作的，是《钱江晚报》组织评奖的“原创童谣”一等奖第一首。作为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从内容看，这首“童谣”也不可谓没有童趣，但其语言、织体却不是童谣的，尤其是句式，错落零乱，不成体系，只有六句话，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全篇没有一处对称的节奏。儿童念童谣，要么是伴游戏，要么是玩语言，无论是伴游戏还是玩语言，语言的节奏韵律感都是必备条件，如果缺少这一点，就折断了在儿童中传唱的翅膀。
这首童谣的缺点在形式，更多“创作童谣”的缺点在内容，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味太重，只是成人或教育工作者的一厢情愿，而儿童并不理会。
“创作童谣”蜂拥而至，随之烟消而散。我们只能体会作者、编者和宣传者的良苦用心，随着“新童谣运动”的偃旗息鼓，那些创作童谣也就销声匿迹了。
实际上，童谣不是在创作时就能认定的，确切一点说，创作的并不就是童谣。传唱于儿童口中是童谣唯一的存在形式，有哪一个人敢肯定他所创作的作品能在儿童中广为传唱？即便选进教材，要求背诵，如果不是被孩子的内心所接受，他们大多也只是应付了事，背了也就忘了。虽然，所有的童谣最初都是有人创作的，但童谣是一种口头创作，原创者本不“署名”；一经流传，作者就自然消失；童谣在流传过程中，又有诸多变异，最后成为众人的集体创作。文人创作的儿歌，最终成为童谣的，有，但极少。童谣不是作者或编者认定的，它是由儿童认定的，童谣的“版权”在儿童口中。
从“五四”到现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尤其是儿童文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为使创作儿歌成为童谣，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教育意义太明显，因此，真正为儿童所自觉接受，并在儿童口中传唱的，除了樊家信的《孙悟空打妖怪》等几首，很难再举出更多。(https://www.daowen.com)
纵观近百年来的“创作童谣”，实际上只是创作儿歌，不过是模仿了童谣的形式而已，却缺少真正能吸引儿童的游戏精神，如果说它是童谣，那只能称之为“仿童谣”。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儿歌之研究[M] //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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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作人.吕坤的《演小儿语》[J].歌谣周刊，1923（4）：12.
[7]［明］吕坤.书小儿语后[M].吕氏家刻清初补刊本，去伪斋全集.
[8]黄云生.人之初文学解析[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36.
[9]雷群明，王龙娣.中国古代童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3.
[10]胡君靖.儿歌研究的若干问题[J].鄂州大学学报，1998（1）.
[11]获奖作品选登[N].钱江晚报，2007-05-29.
【注释】
[1]王瑞祥（1954— ）,男，浙江嵊州人，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及研究，著有《儿童文学创作论》《童谣与儿童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