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室上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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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雷
印象里，一个博士生导师的课不是在书卷气息浓厚的办公室里，至少也应该在某教学楼整洁的小教室里。在文学院的那层楼里走来走去，始终没有找到课程表里的那个门牌号。
正打算去问管教务的姚乐农老师时，老师从走廊的另一边走过来了。我说，我不知道教室在哪里。老师笑了笑，用手往下一指，我们在下面。
跟在老师后面下了楼，果然，在地下一层找到了上课的教室。这间屋子很小，墙边有一组书柜，中间一张长桌，两边摆放了几把椅子后，就只有进门的地方有一点空地了。后来上课的人多起来，这块空地也放满了椅子，有人要出去时，门边的人必须全部起立才能通过。
在这间屋子里一起上课的，有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和高校研究生班的学员。张嘉骅、王林、金莉莉是老师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杨亮、陈中美、胡文萍是这一届的硕士生。那时正流行读在职研究生，因此除了在校学生、高校教师，还有不少出版社和杂志社的人。
老师的课以专题为主，讲完之后便是大家的讨论。因为学生的层次和专业不同，大家看待同样的问题自然会有不一样的角度。每次讨论都有许多观点撞击。讨论者各抒己见，妙语连珠。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令人脑洞大开。那个时候大家一同上的还有张健老师的当代文学思潮等课程，讨论于是并不拘泥于儿童文学课程本身，而是延伸到了当代文学的大坐标系中，将几门课里有共性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这些讨论大多没有结果，但却让每个人尽可能多维度、更深入地去思考某个看似孤立的问题。张嘉骅师兄的儿童文化研究视角对很多人都有启发。
起初，大家都不熟，说话很客气，偶露争执就立刻道歉。但之后熟悉了，便有了些唇枪舌剑的交锋。讨论激烈的时候，老师就笑嘻嘻地坐在一旁“隔岸观火”，偶尔点评几句。时间差不多了，看看表，用他特有的普通话宣布：好了，先吃饭去。
有一天，不知怎么说到了短篇小说。我刚读了一组葛冰老师的短篇小说，于是，列举出很多条推荐的理由，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老师说：“写下来，这可以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我觉得只看到两篇小说就写论文，论据不够充分。这时，一个同学举手说：“葛冰老师就住在我隔壁。我可以去找他，替你要他的作品。”
这个同学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的王新萍。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她果然给我带来了两本葛冰老师的书。葛冰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很高兴我愿意研究他的小说，因为他的作品自己手里也只有一本，只能借给我看。欣喜若狂地看完葛冰老师的作品后，我认真写了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说，可以投稿给台湾的《儿童文学学刊》。我说，好。至于老师怎么投的稿，我并不知道。直到那篇论文发表，老师再也没提起，或许他觉得替学生投稿发篇文章并不值得多说什么。
几个月以后，台东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所与北师大的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活动。这次会上见到了林文宝老师。阿宝老师专门走过来对我说：“论文我没带来，会寄给你。”我随口答应了一声，但并不知道那篇论文已经发表了。直到收到那本著名的刊物，才理解阿宝老师说那句话的意思。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后，老师又将他正在主持的国家级课题《共和国少年小说研究》中的子课题《金曾豪少年小说研究》交给我做。他把课题的要求、金曾豪老师的联系方式详细地写下来，和金曾豪老师的作品一起交给我，只说了一句，好好写，有问题尽管问。
这个课题的内容后来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几年之后回去答辩时，老师说，已经不在那个教室上课了，换地方了。我以为他会抱怨地下室的逼仄、阴暗。但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他说得最多的是，最近看到你的文章了，不错不错，好好做。
不知道后来的师弟师妹们在哪里上课，课堂上是否也会和我们那时一样热闹有趣，老师是否还用他的多味普通话点评和鼓励他们。
当年一起在地下室上课的同学都走得越来越远，大部分没有了联系。但我想，只要还在从事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工作，总有机会想起那个地方，想起老师对大家的鼓励和期许。
那些在地下室上课的日子总在记忆里闪亮，我会一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