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童谣
童谣与儿童共生，有儿童就有童谣。“当原始人类有了诗歌和神话时，幼儿就有了儿歌和童话。”[8]
中国古代不乏童谣，但由于童谣和所有民间文学一样，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保存延续的，没有形之于文字；其次，受正统文献观的影响，中国文献辑录讲究“微言大义”，而真正的童谣，纯粹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大多是没有政治或道德意义的。因此，中国古代童谣被辑录的很少。
自明代开始，中国童谣才有了“翻新”，吕得胜、吕坤父子编了《小儿语》，这在我国童谣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尤其是其中的《演小儿语》（吕坤），是我国古代第一本童谣专集，辑录了46首在儿童口中流传的童谣。
在明代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童谣收集整理，所有童谣均散见于其他典籍，自《汉书》开始，童谣多被收录于历代史书的“五行志”中。
纵观中国古代童谣资料，十之八九是政治童谣，政治色彩浓厚是其最大特点。正如雷群明在《中国古代童谣》“前言”中所述：中国古代童谣“有许多简直与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毫不相干，而几乎是纯粹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和产物”[9]。因此，我国历代文献所录的“童谣”，基本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童谣。
中国童谣最早的要数《康衢童谣》：
立我蒸民，
莫匪尔极。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
这首童谣见于《列子·仲尼》，意思是说，尧帝为了我们广大的百姓，没哪一件事不是做得好到了极点，我们不用自己动脑筋、出主意，只要按照尧帝的规矩办就行了。很明显，它所表示的是老百姓对尧的政绩的肯定，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评论。
更典型的如：(https://www.daowen.com)
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
——《后汉书·五行志》
这是汉献帝初入京师时的童谣，暗示董卓虽然不可一世，但很快就要灭亡。这首童谣的成人意味更加明显。首先是它的政治内容，孩儿不关朝中事，哪知董卓是何人？其次是它的构思方式，它以拆字的形式造句，要求以拼字的方法理解，“千里草”“十日卜”拼起来即为“董卓”两字，实际上是两个字谜。我们知道，念诵童谣的主体是低幼儿童，他们是不识字的，更不用说拆字、拼字了。周作人对此也有过论述：“凡占验之歌，不可尽信，如‘千里草何青青’之歌董卓，……显然造作，本非童谣。”[1]
在“童谣政治说”的背景之下，有一些鲜灵活泼的童谣，也被牵强地附上了政治色彩。如《安禄山未反时童谣》：
燕，燕，飞上天，
天上女儿铺白毡，
毡上有千钱。
——《新唐书·五行志》
不看题目（题目为后人所加），看内容，这分明是一首童谣佳品。这首童谣用顶针的手法结构，且句与句之间在意义上有层层递进的关联，自然地表现了儿童的想象和向往。但就是这样一首天机灵动的童谣，也被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旧时一些注家，通过对“燕”“上天”“天上女儿”的穿凿解释，把它演绎成“安史之乱”前的一段历史：安禄山久有篡权野心，希望有朝一日飞升“上天”，建立“燕”国，与“天上女儿”杨贵妃喜结良缘，共享荣华富贵。
所以，在中国古代，真正能够脱离政治的童谣微乎其微。
总的说来，中国明代之前古籍所载的所谓“童谣”，大多是“伪童谣”。这些“童谣”，多是某些成人或成人集团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编造、教唆儿童传唱的，并不是儿童自觉自愿所为，更不能表现他们的情趣。正如胡君靖所说：“翻遍《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会发现其中所录并称为‘童谣’者，……它们多半是伪作，是赝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