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幻想故事到道德说教故事

纵览蒙古族故事版本的《海力布》，我们会发现，故事都在沿着“热心助人、舍己救人”这一主题方向演进。《蒙古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的记述中开篇就提到：“他很愿意帮助人，打来禽兽，从不独自享用，总是分给大家。”这个提法在后来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和图画故事书中都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下来。从救蛇到救人，海力布勇于奉献的精神品质逐步升级，卒章显志：人们之所以世世代代纪念他，就是因为他牺牲自己保全大家。如果运用百度搜索“海力布”三个字，可以找到多个关于《海力布》的教学课件或教学设计，老师们不约而同地将教学重点设定为：分析海力布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故事收集整理者和教育者的共同努力下，海力布成为有道德、爱人民、乐于助人、勇于奉献的好少年典范，与当代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共同成为少年儿童的学习榜样。就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幻想故事被成功转型为一个道德说教故事。幻想成为道德说教的工具，主流价值观被顺理成章地注入民间童话，民间童话的德育功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放大。

应该承认，民间童话是具有教育功能的，尤其是在蒙古族的私塾、学校教育还没有诞生的时代，它曾经是蒙古族家庭内部教育子女的重要“课程资源”，但是，它与狭义的故事教育功能有着天壤之别。民间童话涉及原始图腾、族群历史、宗教情感、劳动技艺、少年融入成人社会密切相关的族群信息和生存能力等，这与道德说教故事《海力布》所强调的思想品质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有必要从故事内部结构重新审视这个故事。那木吉拉教授提出，《海力布》的结构“是以动物报恩和洪水母题排列而成”[5]，从动物报恩母题入手，故事主要是宣扬因果报应观念，劝善忌恶，具有传播佛教教义的意味；从洪水母题入手，其主题则与人类再生有关，突出神的权威和惩罚人类罪恶的理念，是神话流传过程中融入民间故事发生变异的结果。刘守华教授则认为，“‘猎人海力布’型故事由懂动物语言和禁忌两个核心母题构成”，“如果说懂动物语言母题是构建故事基础的话，那么禁忌母题则是故事情节发展、故事内容升华的关键”[6]。能听懂鸟言兽语，是猎人、牧人最原始的精神渴望，他们通过接近动物来使自己感觉更富活力、更加强壮、更有力量，这既包含了在强烈的生存意识支配下的获猎和驾驭动物的梦想，同时也包含了人类渴望了解自然奥秘的美好期待。禁忌母题探讨的则是守禁和违约的话题，这使故事笼罩上了庄重严肃的文化氛围。是顺应天意还是逆天而为？是逃避还是承担？是遵守约定还是违背誓言？是自我保全还是接受惩罚？在故事叙述的徘徊和选择中成就了英雄的“伟大的担当”。可以看出，《海力布》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故事，从最初的洪水神话故事逐渐向英雄神话、民间童话位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融入了更多的故事元素。它保留了神话的庄严性，又增加了民间童话的人民性和世俗性，这使其内涵变得丰富而多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口传文学在流动过程中的自由性。如果一定要抓住一个故事的精神内核，笔者认为它彰显的应该是人敢于与神对抗的梦想，而主人公海力布的人格特质，也绝非乐于助人、勇于牺牲所能涵盖，他更像是一个敢于违抗神谕、逆天而行的人神结合体，是普通人梦想世界中能够拯救人类的真正的英雄，而这样的英雄只属于乌托邦世界。《海力布》的产生和传播体现了人类想要走出神话压在心头的梦魇，以及寻找自我拯救和驾控命运的渴望，这是让人真正成为被解放的人的关键一步。(https://www.daowen.com)

“媒介即认识论”[7]，每一种媒介在传达信息时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文化内涵的表达。进入文字传媒社会以后，出版的文字被赋予远超越口头语言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人们逐渐培养并习惯运用理解力来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书面文学被顺理成章地用于教育的实施。《海力布》变身为道德教育故事的原因即在于此，教育主义是其幕后的推手。教育主义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主张“儿童文学必须具有教育的方向性”“必须担当起教育的重责”，于是儿童文学作品成了教科书，成了教育的工具。教育从广义上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等内容。这里说的“教育”，则专指德育。所有的故事讲完以后，都要求读者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怎样的道理？这一思维定式使接受群体，包括故事改编者、语文教师和读者，有意识地在思维选择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将故事的主题指向了德育。不可否认，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有着天然与紧密的联系，尤其在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和苏联儿童文学观的影响更强化了这一倾向。特别是在审美教育和寓教于乐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以后，故事的幻想被教育合理合法地利用就顺理成章了。更何况，文学接受也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的时代氛围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影响人们对民间童话的理解。尽管书面媒介承接了口头媒介可以助推人们行动力的特点，但《海力布》的德育阐释所引发的行动力似乎已经开始偏离民间童话本体功能的正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