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的所作所为（之三）

在30余年的从教与学术生涯中，我是一位纯粹的教师与学者，一直坚守在讲台，潜心于书斋。我将书斋命名为“潜耕堂”，既是自励自勉，也是实情实况。但30年中，因为工作所需，也曾担任过一些行政事务与校内外学术兼职。

在西南师范大学期间。1993年起，担任西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1997年9月，担任西南师范大学重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副校长）。

在北京师范大学，2001至2003年，曾做过一届北师大中文系的行政工作。当时刘象愚教授任系主任，刘勇教授任系总支书记，我担任分管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与科研工作的副主任，班子中还有从事民间文学的万建中教授、古典文学尚学锋教授、古汉语刘利教授等。刘象愚教授因受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赴美访学一年有余，这期间学校指派我担任代系主任。2004年，北师大中文系改为文学院，因而我“身不由己”地成了百年师大中文系的最后一任代系主任。

我们这届系班子虽只有3年时间，但却遇到了北师大百年校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百岁逝世以及北京遭遇“非典”三件大事。(https://www.daowen.com)

百年校庆是全校上上下下总动员的大事。百年师大，中文当先。1902年北师大之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所设课程即有经学、习字、作文等，此即中文学科之肇始。2002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同时是北师大中文学科创设一百周年，也是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一百周年。中文系作为百年师大的传统老系、大系，在百年校庆活动中自然任务重重。我作为中文系代系主任，参与了将近一年的校庆相关筹备活动与中文系全球校友大会，并负责执行主编《京师论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百年校庆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撰写序言。2001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北师大建校百年纪念大会，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悉数到会，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发表讲话，盛况空前。那天清早，从北师大所在地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到天安门广场，实行交通管制，临时封路，为北师大浩浩荡荡的师生车队让路。作为百年师大的一员，每个人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于2001年冬季在友谊医院住院，其间适逢钟老百岁华诞，学校特别安排启功先生等在医院为钟老贺寿，此事自然也是中文系具体张罗操办。2002年1月10日，钟老去世。钟老在北师大的悼念活动及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都有高层领导参加，自然也是十分隆重，具体筹办工作均由中文系负责。那段时间，我作为代系主任，自然忙得眼圈发黑。我还撰写了以中文系全体师生名义敬献给钟敬文先生的挽联：“人民学者一生奉献田野采风调研社会醒民德业永存世死乎生乎无愧民俗之父；文化大师百岁耕耘学派开新作育英才惊座鸿篇传宇内文也诗也允为钟鼎长垂。”（刊于2001年1月23日《光明日报》）

我们这届班子还遭遇到了2003年北京“非典”的非常时期。因而刘象愚、刘勇常在系务会上说：“虽然大家做得很辛苦，但这些‘百年’大事都让我们这一届系班子碰上了，这也是因缘际会，不是谁想遇到就能遇上的。”

北京“非典”前夕，因系里派不出愿意前去韩国国民大学任课的教授（薪酬远比去日本、中国香港少，而且去韩国上课一年身体都要瘦一圈），眼看两校签订的合同就要违约，我被要求临场“救火”，紧急派往汉城（今首尔）国民大学人文学院。我离京时，北京“非典”还是人心惶惶，到韩国不久，“非典”就进入几乎“封城”的非常时期，这一下我就回不来了，这样就有了我在韩国国民大学任教一年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