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基础理论问题，呈现真实本质的儿童文学
20世纪早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萌芽发展，一代学人开始了致力于对“儿童文学”之为何物的理论认知。整个20世纪上半叶，围绕着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儿童文学的文体问题、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向度初步开垦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版图。对这部分成果，笔者在著述《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中曾经有过较翔实的探讨。但是，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儿童文学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更充分的理论话题的展开在其时还实现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整体的文学语境中，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观念价值感都很集中，意识形态特质强，也没有能够获得更充分的学理探索。新时期以来发展至今，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更全面、更基础、更富有学理性发展的时期。本著述所论述的新时期以来崛起的这一批理论批评者，每一位都以自己的理论旨趣与研究专长，从不同向度丰富发展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这其中，王泉根的基础理论研究表现出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
王泉根的“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思想在1985年提出，这一问题探讨的背景是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作者说：“关于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直是儿童文学理论界至为关注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混沌一团的问题之一。”[5]8他在回顾了“五四”以来有关儿童文学的种种界说后，分析了“本位说”“教育说”，乃至新时期以来更多关于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之说，指出，我们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之所以找不到共同的易于普遍接受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卡了壳，这就是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在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幼年（三岁到六七岁）、童年（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岁）、少年（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三个阶段不同的身心发育特征后，他提出了把“儿童文学”一分为三，明确提出并肯定“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的概念。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划分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是意义深重的。早在1920年，在“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现代”事物刚被引入国内的时候，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在启迪国人观念、普及基本文学知识的层面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周作人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论及了有关儿童文学各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他从儿童学的角度，谈到了儿童大约分为四期：婴儿期（一至三岁）、幼儿期（三至十岁）、少年期（十至十五岁）、青年期（十五至二十岁），并大概论及了各期儿童的身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应论述了幼儿前期、幼儿后期、少年期各期的儿童的文学分配，以及它所对应的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周作人在这个问题上为学界立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但囿于时代局限，以及儿童文学原创的空白，他的思想表述还主要停留在引介西学的层面。承接周作人的思想脉络，在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经推进了大半个世纪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将这一理论问题提出，并将其置于反思制约我国儿童文学思想观念的瓶颈问题层面，以现代的儿童心理学为支撑，将分层问题推向了概念更为科学严谨、层次更为合理明晰、内涵更为丰富紧致的水准上，其学理意义与知识传播功能都是显在的。
从年龄特征的差异性思考儿童问题，在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内属于“真问题”，因为它不是将儿童视为一个混沌的整体，不是在成人的想象视界内虚构儿童的问题，不是教化，不是赋予，是从自身的服务对象出发的建设路线，这样一种认知概念的澄清带动的是国内儿童文学界的一种基础观念的转向。儿童文学转向“儿童”的路途任重而道远，因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主体始终是成人，又由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儿童文学在“上对下”的载入功能上是非常积极有效的工具，因此，其真实回归“儿童”的道路需要较漫长的一段时期。对于新时期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来讲，王泉根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先在的，它在思想上对其时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整体引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效果有点儿像“五四”时期理论的先导作用。
在观念上儿童文学界逐渐推广认识了儿童文学的年龄分层问题之后，在创作上的应用则需要更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八九十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两头大，中间小，真正为童年期儿童服务的文学很少，这表明作家观念的转型滞后于理论界。一直到了新世纪初，这样的转向才真正实现。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机构，才真正将儿童的阅读主体视为中心，用心写他们需要的、愿意看的东西，由此带动了整个少儿文化产业的热潮。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更能透视出1985年王泉根关于儿童年龄的差异性及儿童文学分层观念的提出其历史的创建意义。它树立了科学理性地认知儿童的研究态度，它破除澄清了人们头脑中混沌的儿童文学意识，预示着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正在一步步走向专业化与精准化。
王泉根在20世纪80年代强调儿童文学接受年龄的差异性，与他其时受到接受美学的思想影响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再加之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影响，他充分论证出了这一命题提出的必然性与科学性。他指出，儿童读者与大读者一样，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应环节，而是实现作品功能潜力的主体，是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儿童文学对儿童是一种外部刺激，它必须适应各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必须在各个方面契合他们的接受心理与领悟力。王泉根从理论上推导出了儿童文学的“应有之义”，但他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创作者、购买者乃至讲解者都是成人，成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相当的控制支配作用，因此便出现了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的两种背反现象，一是儿童本位的，一是出于成年人某种宣传、传道、惑众的政治需要或其他需要，用来演绎教义或图解概念的形式上的儿童文学。此外，少年儿童也从成人文学中找寻适合自己的作品。这就客观上形成了儿童阅读文学的两大门类：“儿童本位的文学”与“非儿童本位的文学”。在以全面的视野观照完儿童文学的客观存在形态的基础上，最终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儿童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模糊”文学，只有比较意义上的相对独立的儿童文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完善的儿童文学。[5]30-36
“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基本观念的廓清，无论对理论界还是创作界，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工作，它代表了王泉根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它以科学的态度指出了儿童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自身的专业性与疆域性，但它同时也睿智地呈现出了儿童文学的相对性与悖论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由此铸造了儿童文学研究者必须秉具学术眼光的本体性与开放性，具体指他们既要“画地为牢”，严守学科边界，确立明确的“为儿童服务”的宗旨意识，建设属于儿童文学自身专有的本体文学内涵；同时又要兼顾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社会性，以更为开阔现实的文化视野，深入儿童存在与生活的真实情境，理解接受儿童阅读的“非儿童性”，在更全面客观的立场上思考“儿童文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儿童文学是儿童主体与成人主体两个主体共在的文学，对这两个主体的关系研究属于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一个范畴，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对此有重要的开拓。“五四”时期讲“儿童本位”，20世纪60年代讲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念各自强调了两个“主体”之一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与前期相比，对此问题认识掘进的核心表现在不去“孤立”地凸显任一方，而是全面地考量到“儿童文学”生成中的价值元素，把“成人与儿童”纳入“关系”中，纳入一个“系统”中去辩证思考其间互动丰富的意义张力。学者们从各自的论证角度对此问题做过深入表述，王泉根也不例外。他以“理解与超越：徜徉在两种审美意识之间”来对此结题，他指出：与其说儿童文学反映的是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倒不如说是成年人所理解的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成人审美意识是文本的艺术质量和价值尺度赖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儿童审美意识的存在是儿童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的美学前提，这两种审美意识的互补调适与交融提升是儿童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与实现儿童文学审美本质的“阿基米德点”。[5]1-6对这两种审美意识各自的内涵构成，王泉根也有过深入的考察，运用皮亚杰的理论学说，他详细阐释了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的同构对应关系，深入论述了儿童审美意识的本原及其历史发生。进而论述到，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意识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原始意识和儿童意识的现实意识，其审美意识是现代人通过自我体验模式对世界的自觉把握。而儿童的审美意识是与原始意识相通的，通过自我体验模式对世界的不自觉的认同。因此，儿童文学作家既要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儿童思维、儿童审美意识的特点，又必须超越儿童，引导儿童，提升儿童，发挥创作主体对儿童文学的主导作用。[3]94-105
作为一种提供给异于“成人”的“孩子”阅读的文学作品，有关“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永恒”的理论话题。对其本质内涵的反复辨析一方面呈现出的是理论研究的不足，由认识的不充分带来了观点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还没有达成较稳定统一的共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文学构造与价值关联的复杂性，的确需要时间逐步从学理上去沉淀、发展、明晰对其的深度认知。1996年第一、二期的《儿童文学研究》发表了班马、刘绪源、方卫平等的“热点争鸣”，在有关“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等这样一些基础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王泉根在回应这次争鸣时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借由这次争鸣，他对“儿童文学研究”本身的认知形成了很透彻的表述：“我始终认为，作为关注儿童生命存在状态的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儿童文学研究，其首要之务与重心所在自应定位在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上……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是从根本上强调儿童文学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所在”，“儿童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给整个文学王国、文学史以及人文科学领域的成果，主要还是我们最具自身学术个性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之研究”。他呼吁：“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具有学理深度与学术规范的儿童文学话语空间。我们需要强调独特的学术品格，高扬生命的主体哲学。”[3]60-72因此，紧密围绕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展开基础问题的研究便始终是他的研究理路。
“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始，首先要为研究对象找到合理性、科学性、合法性、客观性，否则它就是一个‘伪’的课题，即不存在、无意义、无根据的课题。”[3]20对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儿童文学”，王泉根的理论意识一直是自明的。他所做的所有基础工作都是牢牢握定这个研究对象本身，以宽博的人文视野，在文化与文学的大语境中为它积极寻找论证自身的存在位置，去彰显它的特殊精神与艺术气质。因为研究意识中“儿童”这一维度对“文学”的积极介入，也使得王泉根对“文学系统”的理解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我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文学（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两个视角加以分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文学系统。第一个视角是文学的时空角度，第二个视角是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3]20在他重新建构起的“文学系统”观念中，文学按照时间性（即时代性特征）、地域性（即民族性特征）形成了一个结构谱系，文学按照生产者界度（分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消费者界度（分为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形成了另一个结构谱系。这样一个立体的文学系统坐标很客观也很形象地定位了“儿童文学”，使人们易于理解认识其存在的意义价值。
“什么是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或曰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学价值与艺术规范的文学类型，其在美学意义上的基本特征到底是什么？这无疑是儿童文学研究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实际上涉及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之展开，也就是从‘真理’的角度逼近儿童文学的本质。”[3]1这是王泉根在新世纪的儿童文学研究中重点提出的一个本质问题。从常识观感看，这应该是一个已经早有定论，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话题，因此也是最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但在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一派繁华景观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捡起这个命题自然另有深意。对此问题，学界已有的结论都是与少年儿童的精神特征相联系进行概括，如纯真、稚拙、欢愉、质朴或儿童情趣等，但王泉根认为这只是枝叶而不是树木，“儿童文学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门类在人类文学艺术版图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自然应有其远比纯真、稚拙、儿童情趣更具丰沛张力的艺术内涵，更为深刻重要的美学原因”[3]1。这一思考是切中肯綮的。王泉根欲图彰显的，就是所以能支撑这一独特文学类型存在的价值根本。愈是在儿童文学现象发展充沛、愈呈现出乱花迷眼之势，他恰以为我们愈需要澄清敞开这一“根性”的“基本特征”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儿童文学的“方向”与“功能”问题，是最不可忽视的儿童文学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价值观问题。
王泉根首先从儿童文学的发现与发生这样的“源头”高度切入去回答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这个问题。他分析道，成人何以要在已有的成人文学之外，专门为儿童创造独立形态的文学，其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充分呈现人类社会（成人世界）尊重儿童的权利与社会地位，充分理解和满足儿童世界具有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特殊的精神需求与文学接受图式；二是需要通过这种适合儿童思维特征和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来与下一代进行精神沟通与对话。[3]1-2“儿童文学是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传递与精神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现世社会对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也即人化设计）与文化规范的艺术整合。”[3]2-4在这样的一种生成背景下，儿童文学便与成人文学有了最基本的区别，王泉根认为，剖析厘清这种区别正是考察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的重要切入点。进而他总结出，成人文学大致倾向于“以真为美”的美学倾向，而“以善为美”则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以善为美”有着自身崇高的目标：从本质上说，以善为美是为了在人类下一代的心灵中做好一个人之为人的打底的工作，是为着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是一件涉及“人的目的”的伟大事业。儿童文学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赋予了比之成人文学更具体、更实际的“改善人类”的“最高目的”的文学实践本性。[3]4-5对于如何坚执落实“以善为美”的美学理想，如何建构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形态，王泉根提出了三点想法：一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不同于成人文学的艺术真实；二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是以儿童的精神特征作为审美创造基础的；三是儿童文学在题材内容方面有其不同于成人文学的明显区别。[3]7-17
从文学实践本性的高度去认识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以善为美”命题的提出，解决了儿童文学认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核心范畴，建立起了自己的“区别问题”及理论范围，解决的正是王泉根此前所强调的对儿童文学“特殊精神”之把握的问题，对于理论界及创作界都具有关键的价值指针作用。
《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是一篇纲领性的研究文献，它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理论批评等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价值规约作用。它论证了儿童文学艺术生成与艺术思维的特殊性，思虑问题既有纵深的历史感，又能与一般文学在整体联系中从共时层面对比总结差异性，从文学审美形态的高度凸显儿童文学的区别性特征。论证同时又富有强烈的本土性与时代性，结合典型文本突出现实启示意义与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