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阔精深的历时研究，钩沉中国儿童文学史思潮图像
作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王泉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儿童文学的科学研究时，就将学术视野的根基紧紧锁定在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他是最早系统整理我国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文献史料的学者。1984年他编选《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将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最重要的人物——周作人的相关文章做了归类整理。该选集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体现了编者睿智的学术眼光与勇敢的学术气魄，这一整理工作直接推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周作人儿童文艺思想的研究。从1984年岁暮，他开始另一项艰难而重要的工作，全面搜集整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查寻资料的途径包括浙江图书馆、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于1989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论选共收入150多篇研究文章，都是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文献价值与参考价值的各种代表性理论文章。论文选有六辑的体例结构，能明确见出编者构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整体框架的主体意识。同时，编者在每篇论文的后面都附了一个“砚边小记”，对于论文的时间、出处、作者情况、论文大意等做了一个介绍，这是学界对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系统研究的开始，属开创性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又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做了选编，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著述做了目录梳理，文献史料整理一直伴随在他的研究进程中，在其大量著述中都有体现。王泉根的文献史料功底是其全部研究的根基，也是其“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得以确立发展、牢不可破的学术支撑。他的这一学术“笨”功夫很早就得到学界的认同，现代文学学者张大明在为他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本书作者拥有丰富、扎实的资料。他的结论不是随意得出的，他做到了言必有据，无一字无来历。他真花了功夫。”[1]
扎实的文献史料研究使得王泉根充分掌握吸收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早期的思想资源，深入历史幽微洞察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及发展初期的精神特征及文学面貌，再结合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儿童文学资源的细致辨析，宏阔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观在王泉根起步阶段的学术研究中就建立了起来。在随后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中，他以突出的问题意识，按照历史线性思维，立足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背景下，分板块绘制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史清晰的思潮图像。这些理论文章深深根植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之中，以清醒独立的“儿童文学”学科意识去伪存真，评判事实，凝聚思想，构建出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观念与文学成就发展图谱。
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都是在晚近时期。与成人文学具有本质区别特征的是，儿童文学的问题其关键点并不是一个“文学”的问题，而是“儿童”的问题。这是儿童文学的普遍发展规律。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儿童文学”词条所表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循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开展一切有关于儿童文学的活动的逻辑起点。在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问题时，王泉根将思想的触角牢牢固持在这一起点与支点上，因此其研究从起步起，就置身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语境当中，以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为指导，以世界儿童文学为有力参照，溯本清源，用“中国话语”书写出了“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2]5。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儿童观’演变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能清醒地把握这一点，我们便会更深刻地把握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与美学品性。”[2]5这是一句含义深刻、极具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观念表述，对王泉根这一判语的深入理解，会有助于穿透认识其之后系列的儿童文学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现”这一命题，经由充分的论证，他形成了这样的结论：“时代的呼唤，儿童的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与催化，这就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发现与发生的全部原因。”“从社会史方面说，儿童文学的发现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因素与标志。”[2]13这一全景式的思想判断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对儿童文学的问题研究做了整体性的价值定位，它囊括了儿童文学学科领域在学术界存在的全部知识背景、科学研究的价值、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其意义高度等。
王泉根的儿童文学史论研究以客观的史实为基础，但他能挣脱平面事实杂糅并存的现象之网，摆脱历史迷乱，在纵深的史像河流里觅得主脉，呈出本土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实质，这是其历时形态的儿童文学研究最可珍视之处。所以其“主潮”立论下的众多大块头文章，都是对百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某些关键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时段的“整体”穿透，这些成果按照时间线索放置在一起，颇具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态势，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生命气度与文化景观的一种积极呈现，为世人认识本土儿童文学打开了一扇鲜亮的视窗，这应该是其作为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开创者最具历史功绩之处。
“五四”时期是中国“儿童观”发生巨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时期。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观念及行动实践、整体建设成就，王泉根条分缕析，有过透彻的论述。[3]150-162他指出，“‘五四’儿童文学的总特点是以理论发其端，实践继其后的”，“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初创阶段，‘儿童本位论’几乎成了许多儿童文学文论的立论依据……自从出现了‘儿童本位’的崭新观点以后，随着传统儿童观误区的纠正，由此产生了许多重大的革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主要是翻译外国作品与采集改编民间口头创作或改编某些适合儿童的传统作品，甚少作家独创之作”，“‘五四’儿童文学是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而显示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转型包括两方面：旧文化背景的解体与新文化背景的建构”。这些精辟的概述已沉淀为了“中国儿童文学史”，它从学理上对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文学形态的厘清与总结，对我们准确把握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初生形态及认识理解其后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成长期，这一时期“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叶绍钧）、谢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与文学现象”[3]163。这是我国儿童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真正开展实施本土建设的关键阶段，尤以特别的是它汇入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运动之中，更加凸显了其强烈的时代主音，映照出“儿童文学”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曾经占有了怎样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对这样一段具有充分本土文学经验探知的运动历程，王泉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将相关人士的重要文学活动贡献及相关史实面貌清晰地勾勒出来，并对各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精要的评述。在微观而系统地考察完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成绩之后，他对这一流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及精神特质有了精准的定位：“他们从一涉足儿童文学，就十分强调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茅盾语）的社会效果，始终注重儿童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郑振铎在1923年为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所写的序言，是阐释‘人生派’作家儿童文学观的纲领性文字……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和特色，这就是：坚持儿童文学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旗帜，直接把人生百态引入创作视野，使儿童文学与时代脉搏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社会‘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茅盾语）。”[3]173-174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极具“中国”特质的文学建设活动，它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又深具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对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文化自觉的剖析与澄清，是对20世纪20年代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文学时段的研究的重中之重。王泉根的研究完成了这一重任，“他们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道路，不仅成为2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主潮，而且对三四十年代乃至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3]174。他的这一结论对于后续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航向引领与价值指导作用。
建基于对每一时段如此扎实深入的历史把脉，王泉根随后对各个时代的理论总括就是自然而自得的了。在对20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的研究中[3]176-185，他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大思潮中，拨清儿童文学领地的重重迷雾，高屋建瓴地指出，“1930年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从此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本为“为儿童而存在”的一种文学类型，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下，它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内涵可以被强化到怎样的高度。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到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再到30年代的“两翼”之争，王泉根为我们梳理出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可以清晰地透视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在从外来影响走向本土经验的历程中，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革命道路的求索过程中，儿童文学一直以被放大了的“文学”——“民族、国家”想象的身份介入了社会革命的进程。这样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使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属于自身的独特文学印痕，也为人类谋求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经验图谱。对此问题领域的有力言说，之于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视点与价值意义。儿童文学为国人有效地开辟了一块精神领地——生成的“童年”语境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想象民族解放的一个特殊的路径。因此，在“社会史”的思想高度上鸟瞰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姿态及发展变迁，一直是王泉根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批评坐标。
在战争年代，“民族战争成了儿童文学的主要题材，爱国主义是整个儿童文学认同与高扬的主题，现实主义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在艺术体裁方面，直接与小观众对话的儿童剧和广阔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少年小说、童话得到了较大发展，儿童诗也有长足进步。儿童文学工作者增强了使命意识，他们的儿童文学实践是与时代的救亡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186。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构成更显出浓厚的革命主音，王泉根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在时代政治格局中清理出儿童文学发展枝枝蔓蔓的脉络与路向，对抗战年代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大后方儿童文学、沦陷区儿童文学、根据地儿童文学、抗战胜利后的儿童文学各自的文学成就与艺术特色，他都逐一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论述，这尤其显示出他的文献史料功底。
“一部儿童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3]204，这是王泉根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始终紧扣的价值观与持有的方法论。“‘十七年’儿童文学，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完全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儿童观’及其影响下的‘儿童文学观’。”“考察‘十七年’儿童文学，最能显示其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发展规律与顺逆曲直的，是这样三种现象：少先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教育儿童的文学与配合各项‘中心’、‘运动’；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与审美向度的缺席。”[3]204如此明晰的思潮描述与判断建立于王泉根深厚的儿童文学学养与扎实的文学史功底。对中国儿童文学宏阔精深的历时研究赋予了他稳固开放的本土问题意识，借由他的整体性学术理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儿童文学曲折流变的纹脉，认清其发展的“社会性”与“民族性”本质，彰显其独特的世界性价值，同时以“童年”为镜，也借以“看见”中国现代化推进之步履与艰难。
虽一直处于弱势学科，但中国儿童文学确是我们国人识别“自我”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文化标志。这种认同得自于儿童文学学者的“叙述”。“解放儿童”的观念在中国又因具体的文化传统与国情，其步伐与进程显得稍微迟缓，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言论与思想的启蒙与观念传播便显得尤为可贵。王泉根怀有赤诚的儿童文学理想，这使得他30多年来一直潜心在20世纪纵深的文学长河里去爬梳剔抉属于儿童文学的那些精神财富，他相信文学史的力量，它虽属一种权力，但对于那些边缘学科的拓荒者来说，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因缘巧合，是他们选择了儿童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选择了他们，总归他们是天然禀赋了这一使命，去完成百年历史交予的重任。
于是，叙述历史也责无旁贷地推进到了新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进入突变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也是儿童文学学科真正属于王泉根这一代儿童文学学人的“历史新时期”。作为站立在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作为每一次理论争鸣与话题制造的参与者与发声者，作为对纷呈儿童文学万象的洞悉者，王泉根对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思潮的把脉更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三个拓展”[2] [3]213-221的高度概括，从本体儿童文学的建设高度，以观念、美学目标、儿童主体性、年龄分层等若干关键议题，廓清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如何在根本性上回归为“儿童的文学”的历程。而要实现这一切，它完全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面向的系统工程，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上，王泉根又体现出他开阔大气的学术视野，这一点也正迎合儿童文学自身的跨学科特质，它要求研究者绝对不能拘谨束缚在窄狭的文学一隅而自说自话，儿童文学从发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是“社会”的。从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作家队伍的建设，传播媒介的发展，文学评奖的设立，学会、笔会、研讨会的活动，高等学校儿童文学教学的提升，儿童文学丛书“出版热”，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等八个方面，王泉根详论了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2]174-204完整丰富的资料与明晰的结构框架是本篇论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它也第一次开拓了考察儿童文学发展水准的系统“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首先是时代进步使然，其次也得益于王泉根深邃而睿智的“文学系统工程”眼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儿童文学”词条曾对“有助于初步估计某一国家儿童文学发展的程度的标准”[4]做出过罗列，王泉根的思路与此有暗合之处，但也有发展，其间的差异性深刻地显示出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本土性特征。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显然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崭新时期，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文学问题，现象与思潮的涌动都是异彩纷呈的。尤其是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探索与积淀，行进至新世纪的儿童文学似乎骤然实现了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高潮。在对现象变迁一路的跟踪、捕捉、归纳、概括、提炼中，王泉根对世纪之交、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动态都有过精辟的论断。他指出，“以儿童为本位”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最核心、最根本的观念转变。这一转变激活了创作生产力，导致儿童文学创作视角的转换。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正在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走向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对话”。[3]222-232在考察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原创生产与发展思潮时，他提出在“充分的市场化、传媒手段的多样化、更为宽松自由的外部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文学外部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新世纪儿童文学从逐渐适应到走出一条新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充满希望的文学新格局。具体表现在：原创儿童文学的生产已呈现出“东风压倒西风”之势；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正在崛起；童年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儿童文学“两头大、中间小”的创作格局；幻想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未来的发展势头将有可能扭转中国儿童文学长期形成的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格局。[3]233-240当复杂变幻的文学现象杂陈于眼前时，王泉根始终能握住主潮的制高点，严格辨别良莠，评判高下，预测未来。最可贵的是他能以“大气势”驾驭“大选题”，在他“大图像”的立体构想与绘制中，“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构型最终能突破其“小儿科”的尴尬存在地位，在人类文化史的长河中屹立起其独树一帜的精神气魄。这确是一个研究者艰苦的垒建过程，我们从王泉根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段历史的耐心梳理与细致研究中，已经一点点见证了这种艰辛，同时能深刻见出的也有其个人的文化理想与学术追求。
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放置在整体时段内梳理其精神脉络，提炼其文化品性，是王泉根在分段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拓展。他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现象的外部描摹，更在于对其内在生命力与精神结构的一种整合提升。他透视彰显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变革转型；30年代的第二次转型；新时期的第三次转型。三次转型的背景，都是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影响到时代儿童观的转变，进而影响到儿童文学的巨大变化。在准确定位文学史发生嬗变的契机的基础上，他又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五代作家。[3]265-276对五代作家文学主张、成就、艺术个性的整体把握，是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文学经验与本土文学精神的总结与提炼，为社会各界认识与理解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极好的艺术肖像。
在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与人文价值的论述中，王泉根指出：“‘稻草人’的道路实质上就是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强调文学的认识、教化功能与作家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他还指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具有“文学的现代化”特质的全新文学，这种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儿童观”的转变上，更深刻地体现在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儿童文学文体建设与审美创造方面。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是滋养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文学养料，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且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新的人物谱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宝库。[3]277-282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外源影响下的产物。外来影响一直伴随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中国儿童文学本体观念建设与文学创作实践不可或缺的“路标”。外来影响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性，百年中影响与接受的文学现象复杂多端，内涵丰富，是学界需要充分展开研究的一个宏大课题。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依然是局部领域与环节上的少量研究，尚缺乏体系内完整的课题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王泉根为此问题领域搭建起的初步研究框架与研究成果就显得弥足珍贵。他以上下两编五万字的篇幅[3]283-321，对1949年以前及1949年以后的外来影响及对外交流做了基本情况的梳理，并以问题意识规整了影响的主要领域。他的论述较为全面，既包括思想观念，也包括创作实践、出版传播、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等。该文章具有很强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论题意识，为后续者的研究树立了很好的风向标。
王泉根的儿童文学思潮研究具有很强的时间意识，历史的“时间点”及完整的“时间段”在他的论题中都很凸显，由此，也自然生成了其思潮研究厚重的历史感。他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儿童文学有很好的总结，他也论述过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总之，“整体观”视野使王泉根进入到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历史推进的较深层次，在这一过程中，他一直试图去揭橥的也是本土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本质。他在繁杂的文学史现象中厘清了主流脉络，为国人认识与定位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基础的坐标。他总结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也廓清了其独特的人文价值。他能准确描述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又能在繁华的现象中对发展动向做出理性的把握及前瞻的预测。总之，其历时形态的儿童文学研究属于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为后续者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学科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