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盟与分立：“女儿经验”的书写

在“五四”那样一个时代氛围里，冰心书写与表达出了不同于“父亲的女儿”的“母亲的女儿”的声音。她生活在一个开明的家庭，且“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2]268。母亲时常提醒冰心，“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2]39。在双亲呵护下的冰心，作品曾一度凸显出“长不大的”或“不愿长大”的女儿形象和一个延宕的童年。无论是《繁星》《春水》还是《寄小读者》，文字中抒发的是诗意的爱、纯净的美，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低语呢喃之声，她以膜拜、亲近之情毫不吝惜地赞美、讴歌着母爱。她还带着或隐或显的不愿离开母体的恋母情结，作品中多次出现巢穴、春天那样孕育生命的子宫意象。如果说，在诗歌、散文里冰心更多地表现为女儿对母亲的依恋，那么在小说《冬儿姑娘》里，我们则看到了男性的缺席、出走与母女的结盟，母亲回忆女儿常说的话，“妈，我爸爸撇下咱们娘儿俩走了，你还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了……咱们娘儿俩厮守着，不比有他的时候还强么？你一天里淌眼抹泪的，当得了什么？”小说以一个母亲絮絮叨叨的独语，讲述了母女相依为命的辛酸，以及母女结盟给予彼此生存下去的勇气与力量。

当代作家陈丹燕的少女时代“是在忧郁中度过的。家庭罹难，她只与长年吃素、始终未嫁的姑姑住在一起。可以说，她是在苦难中战战兢兢地、愤怒地早熟”[3]。成年以后，她多次在言谈字句中表达着少女的情结，“青春期波涛汹涌的内心生活一直历历在目，耿耿于怀。当我将它们一一写出来了，就是将它们一一释放了，我平静的心情，是释放以后获得的”　[4]。她在报告文学《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中也写道，“那时的心情，大致如西蒙·波娃所说的，太怕作为女人的黯淡一生。怕心情像堆着杂旧东西的走廊，随着岁月的沉淀，越来越窄直至不通”。在陈丹燕的笔下，我们看到“母亲的女儿”缺少对母体的崇敬与膜拜之情，她和她们怕去面对一个蓬头垢面的母亲、一个肮脏龌龊的家和那些女人之间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情。当她们锐利地看到，并在一定程度上夸大和泛化母亲的丑陋、女人的卑微时，青春期的偏执最终使她们走向了与母亲的分立。

而在秦文君的作品中，关于“母亲的女儿”与母亲的关系表达得更为繁复，秦文君的童年生活“浴满人间温暖”[5]，少女时期去了东北下乡，在那里“有好几次死神都在我身边徘徊了半天”[5]，严酷的环境使得她“从脆弱变得坚强，从悲叹命运不公平变为激奋地拥抱生活”[5]　。她的身上有豪迈与独立的男性气质，同时兼备着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共有的责任感、使命感与人文关怀。在她的文本里，有女性意识较为突出的书写，也有超越性别的、中性的叙事。反顾自己的少女时代，她说：“那时我讨厌自己的性别，其实是对生命的生疏。不久苏醒后的天性让我陷进典型的女性化的情感波澜，继而随之又跳进生活这个茫茫大海。”（秦文君《十六岁少女》）(https://www.daowen.com)

年轻的张洁回忆“文革”岁月里的童年时说，“母亲没有办法带两个孩子时，曾经把我寄放在别人的家里”。然而，“这无论怎样都抹不去在我童年时代我们给予彼此的欢乐和安慰，每一寸光阴的故事里，我俩的影子都手牵手，它注定了我们的精神永远相互依托……那一声‘穿过去，穿过去’的呼唤虽然细弱蚊音，但回声敲击耳膜，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胸。我被引领，一遍遍看见童年待过的小村庄，看见当时的母亲、父亲、姐姐和我自己……又回到我的记忆”[6]。母爱亲情让她流连忘返，分离却也在心中划下或深或浅的伤痕。在张洁内倾化、心灵化的小说写作中，我们读到的是某种淡淡的、挥之不去的忧伤。人类学教授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解释说：“幼年的心理印象能够预定某种社会系结的形成，范铸他在传统、艺术、思想宗教等领域所有的感受性和创造能力。”[7]

不同的“女儿经验”沉淀在女性作家的生命感受里，无论母亲在场或缺席，对母爱的眷恋与向往是相同的。但女儿成长的躁动与“第二性”的反抗，又成为母女共同的艰难岁月。拥有“自己的一间屋子”的成年女性作家，以“女儿的经验”和母性的悲悯对“母亲的女儿”与“女儿的母亲”的结盟或分立投去了关注的目光与冷静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