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乖巧懂事型

中国古代苦难的国人总是期盼自己的孩子乖巧懂事，能帮助自己和家庭摆脱贫困，因此懂事的儿童是古代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形象。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不少懂事的儿童形象，真切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愿望。《聊斋志异》中的儿童有许多是小大人，他们忧成年人之所忧，行成年人之所行。《偷桃》中跟随父亲行走江湖表演杂耍的“披发童”八八儿，在演出时与父亲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显然已是训练有素的江湖艺人，除了“披发”“蓬头”的外形具有儿童特征之外，言谈举止一如成年人。《珠儿》中借尸还魂的七八岁詹氏儿，行事甚至比成人还要老成持重，能达成父母的种种愿望。《促织》中成名九岁的儿子，本来只是出于儿童的好奇天性，想看看父亲历尽艰辛捉来的促织，却不慎将促织打死。成名子自知犯了滔天大罪，为了救父亲和整个家庭，只好跳井一死了之。投井而死的成名子幻化成一只小促织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化身促织的成名子咬住村中少年好事者的“蟹壳青”的脖子；把啄它的鸡叮得伸颈摆扑；与虫斗，虫靡；与鸡斗，鸡败；“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这样一只了不起的促织应该长得像成名先前逮到的那只贡品一样，甚至比它更威猛才对，其实只是一只“形若土狗，梅花翅”的小不点，但它是成名之子的灵魂幻化而成，它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只有赢才能救父亲的性命，所以小促织使出浑身解数来与比它个大的上品斗，最终不仅救了父亲的性命，还让父亲从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沉重的官税负担使孩子幼小的心灵也遭受创伤，魂化促织，轻捷善斗，是作家用变形的手法写出了在沉重生活压力下孩子自觉为父母分忧、承担责任的努力或幻想。(https://www.daowen.com)

确实，“中国的孩子都是小大人。他们从小就熟悉那些塑造他们的品行和规范、他们日后生活的各种行为准则”[1]。《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儿童无一例外都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这些类型化的形象与现代文学中那些有着强烈个人意识的儿童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儿童在蒲氏笔下多为小大人，是因为他“对儿童生活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带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并且常常受到自身偏见的左右，这正如看一幅画，有人看到了阴暗的部分，有人看到了明亮的部分”[2]。蒲氏通过笔下的这些年少有为的儿童，或多或少体现着他对自己孩子的期盼，他将希望寄托到一帮小儿身上，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孩子个体存在的重视，另一方面也着实表达了一位关怀民生疾苦的作家那种痛心疾首的无奈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