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和儿童化的制衡与融合——试论苏区红色儿童歌谣的创作特点
杨 宁[1]
苏区红色儿童歌谣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儿童歌谣的一个独特类型。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苏区形成的“红色文艺”中歌谣类的文艺创作。由于其鲜明的革命性，被冠以“红色”二字。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国共之间的残酷对峙，使苏区的红色文艺总体上以宣传、号召、鼓吹革命为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史料中得到证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委员部在1933年发出的《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第四号训令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在目前一切给予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1]这种自觉配合战争需要的革命意识同样也存在于当时苏区的文学创作领域。这就形成了苏区歌谣的红色倾向，也使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从革命化、历史化的层面去分析、解读苏区红色歌谣。例如，“形象描绘苏区人民生活点滴的红色歌谣，成为苏区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2]。“红色歌谣就是现代革命歌谣，其主体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所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产生的革命歌谣。”[3]这样的解读无疑是合理的。不过，红色儿童歌谣毕竟不同于苏区其他的红色文艺创作，“儿童”两个字明显地指出了其文学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红色儿童歌谣必然要在儿童化方面做出一定的倾斜。于是，苏区时期的红色儿童歌谣就在红色和儿童之间寻求着一种平衡，形成了革命化和儿童化两种不同倾向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融合。
革命化和儿童化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融合首先表现在革命词汇的表述和儿童化表达方式的结合。由于时代的要求，红色儿童歌谣里出现了大量的革命词汇。例如《共产儿童团歌》里的“革命精神”“工农子弟”“资本家”，《儿童节歌》里的“革命战争”“红军”，《儿童团》里的“白军”“暴动团”，《亲爱》里的“土豪”“分田地”，《来来来》里的“苏维埃”等等。不过，这些宏观的、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词语往往是以儿童化的表达方式进行具体的表述。以儿童化的表达方式来表述成人社会的思想意识并不是红色儿童歌谣的首创。回顾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叶圣陶、张天翼等人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被誉为中国现代童话开山之作的《稻草人》实质上是叶圣陶“直面灰色人生”的创作态度的体现。叶圣陶在这篇童话里向儿童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风雨飘摇的黑暗社会。但是，他明确地意识到这篇童话的读者是儿童，必须考虑到儿童的心理接受能力，所以他在《稻草人》里设置了一个儿童熟悉并且喜欢的稻草人形象，通过稻草人的视角来揭示社会的黑暗。这个稻草人形象的出现，拉近了童话和儿童读者之间的距离。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是继《稻草人》之后中国现代童话史上的又一力作。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自觉的政治意识的张天翼借《大林和小林》向儿童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两大阶级的严酷对立，但是这个宏大的政治主题被张天翼巧妙地以儿童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以两个孪生兄弟大林和小林为童话主人公，把残酷的阶级压迫以儿童化的游戏方式加以表现。他在儿童化表达方式上的努力，使得《大林和小林》超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今天仍然赢得了不少儿童读者的喜爱。
红色儿童歌谣显然继承了儿童文学的这一传统。具体地说，儿童化的表达方式在红色儿童歌谣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注重儿童形象的塑造和强调节奏感的体现。一般来说，儿童形象的塑造可以增强儿童文学作品的吸引力，新时期以来校园小说的盛行可以证实这一点。从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到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校园小说以其生动的儿童形象吸引了大量的儿童读者。红色儿童歌谣也不例外，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儿童形象使红色儿童歌谣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苏区儿童的认可。例如《儿童团》里背根小木杆、站在路口盘查路人的认真负责的儿童团员，《响起鞭炮来欢迎》里拍着小手站在门前欢迎红军到来的小哥俩。又如《三岁长得高》：
三岁伢仔长得高，
骑着竹马挂腰刀。
去哪里？
去山里。
做什么？
打土豪。[4]
这首歌谣里的孩子“骑着竹马”“挂着腰刀”，显然是在做游戏。虽然他稚气未脱，可是其行动中充满了革命的豪情。歌谣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游戏中的儿童形象，并且巧妙地把革命的思想融进了儿童的游戏之中。这无疑会让苏区儿童对此歌谣产生兴趣，因为在任何时代，喜欢游戏都是孩子的天性，所以描写游戏中的儿童形象会使作品更具有一种吸引力。
追求节奏感是红色儿童歌谣在儿童化表达方式上的另一种表现。儿童阶段生理和心理上的独特性使孩子对具有明显节奏感的声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周作人在从事民俗学研究时，就曾提到一首早已不知其义的童谣：“狸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他说这首童谣由于脱离了其产生时特有的语境，所以人们无法从内容上去解释它的意义，可是这并不影响孩子们对它的喜爱并乐此不疲地传诵。究其原因，这首不知其义的童谣正是以鲜明的节奏感吸引了孩子。红色儿童歌谣也是如此，例如《儿童节歌》的第二节：
儿童节，儿童节，
劳苦儿童的日子，
来来来来来！
参加参加革命的战争，
拥护拥护我们的红军。[4]
在这里，“儿童节”的反复和“来”“参加”“拥护”等字词的重叠使这首歌谣具有一种明快的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契合了儿童对于节奏感的要求。再看《儿童节歌》的第三节：
儿童节，儿童节，
劳苦儿童的日子，
来来来来来！
改善改善我们的生活，
学习学习共产主义呀！[4]
通过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节在句式的排列以及词语的运用上都有意识地运用了反复。两节前三行的内容完全相同，后两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词语的组合排列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种反复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整首歌谣的节奏感。
此外，红色儿童歌谣还通过字词的押韵来表现节奏，例如《儿童团》：
背根小木杆，
去当儿童团，
站在十字口，
遇到路人就要盘。
盘什么？
盘身份。
是红军，请过去；
是白军，
赶快报告暴动团。[4]
在这里，“杆”“团”“盘”的韵母都是“an”，相同的韵脚使歌谣念起来富有节奏感。
如果把红色儿童歌谣和传统童谣相比较，不难看出，红色儿童歌谣在追求节奏感上对传统童谣的承接和借鉴。以流传在江西的传统童谣《排排坐，歇鹅鹅》为例：
排排坐，
歇鹅鹅，
鹅提水，
鸭洗菜，
磨快刀子割韭菜。[5]
通过叠字“排排”“鹅鹅”的运用，表现出童谣明显的节奏感。另外，最后两句最末的一个字都是“菜”，韵脚的相同也使童谣念起来朗朗上口。
对传统童谣的借鉴，使红色儿童歌谣和儿童文学传统建立起了历时性的联系，呈现出儿童化的倾向。
其次，红色儿童歌谣革命化和儿童化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融合表现在革命豪情的抒发是以契合儿童的心理需求为前提。红色儿童歌谣的主要功能是宣扬革命，所以歌谣里充满着革命的豪情和战斗的激情。例如《不怕拳头小》：
小弟弟，年纪小，
常恨自己气力小，
他说土豪高又胖，
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
我说弟弟莫心焦，(https://www.daowen.com)
不怕拳头小，
只怕拳头少，
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
要把土豪打成泥。[4]
这首歌谣篇幅短小，但是其中洋溢着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尤其是最后一句“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要把土豪打成泥”，更是以一种激昂的情绪号召鼓动苏区儿童勇敢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去。又如《我们都是小孩》：
我们都是小孩，
帮助红军砍柴，
鼓动年青哥哥，
去打反动派。[4]
这首歌谣里的儿童虽然由于年纪小，不能上战场，但是他们承担起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自觉地帮助红军砍柴，支持红军的战斗，而且还鼓动自己的哥哥去参加战斗。歌谣以赞扬的口吻抒写了儿童的革命热情。
不过，这种革命情感的抒发是建立在肯定儿童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不怕拳头小》一方面抒发了儿童要把土豪打成泥的豪迈情怀，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儿童的力量。虽然儿童拳头小、气力小，但是众多的小拳头汇集在一起，就能产生强大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打败敌人。《我们都是小孩》里，对儿童的肯定更是显而易见的。人都有希望得到肯定和认可的心理需求，而在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儿童尤其希望得到肯定和鼓励，这能让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德国儿童文学之父凯斯特纳的小说《埃米尔擒贼记》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各国儿童读者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在小说中肯定了儿童的力量。在作品中，众多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群策群力，最终捉住了盗窃惯犯格鲁吉斯，而且男孩埃米尔还因此得到了一千马克的奖金。这样的结局充分地肯定了儿童的力量，激发了儿童的自信心。可以说，对儿童心理需求的准确把握使《埃米尔擒贼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样，红色儿童歌谣对儿童力量的肯定也使其中洋溢的革命豪情能真正感染儿童，并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
第三，红色儿童歌谣革命化和儿童化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融合还表现在革命目标的设置契合了儿童的理想。在红色儿童歌谣里，革命的目标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指向：一是当红军；一是建立苏维埃政府。例如《当红军》：
八月桂花香，
九月菊花黄，
哥哥当红军，
弟弟上学堂，
当红军，
打敌人，
工农群众得解放。[4]
这首歌谣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工农要想得解放，首先要去当红军，所以哥哥去当红军了。年纪小的弟弟也要以哥哥为榜样，长大以后像哥哥一样当红军、打敌人。又如《响起鞭炮来欢迎》：
远远红旗走得近，
原来都是赤卫军，
爸爸急忙走进屋，
响起鞭炮来欢迎。
我和弟弟门前站，
拍着小手来欢迎，
我拉爸爸衣角说，
长大也要当红军。[4]
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通过孩子热切的语言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革命的一个首要任务：当红军。扩红运动是当时苏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动员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是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红色儿童歌谣及时反映了这一时代任务。不过，红色儿童歌谣里当红军的政治宣传和儿童的理想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在《当红军》和《响起鞭炮来欢迎》中，当红军的目的和结果都表达得非常明确。《当红军》的最后两句指明了当红军是打敌人、解放工农群众。《响起鞭炮来欢迎》里则写出了红军是受老百姓欢迎和爱戴的人。此外，还有不少歌谣描写了红军的神勇。例如《红军来了真正好》里写道：“红军来了真正好，狗军阀，没命跑。”《红军来了》里写道：“地主官僚夹起尾巴跑，神气威风没有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当红军就是成为一个神勇的、受人爱戴的英雄，这类似于民间童话里穷小子当上国王。在许多民间童话里，一个毫不起眼的穷小子最终当上了国王的结局极大地满足了儿童实现自我的理想，因为“当上国王是自我实现的象征”[6]，这也是民间童话吸引儿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的儿童都有渴望实现自我的理想。在红色儿童歌谣里，当红军的革命目标和儿童的这个理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此外，苏区革命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即建立苏维埃政府。红色儿童歌谣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宣扬。例如《来来来》：
来来来，
工农兵，
快起来！
怕什么？
国民党，
挨户贼。
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
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4]
这首歌谣以简短、明快的语言指出了革命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苏区，建立苏维埃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人们的奋斗方向，苏维埃政权也是人们心目中最理想和最完善的政权。红色儿童歌谣里有不少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描述。例如《红军叔叔真正好》里的“分了田地生活好，我们儿童上学校”；《红军来了》里的“分了粮食又分田，农民心里真是甜”；《红军好》里的“分了田地分牛羊，穷人生活大提高”；《喜鹊叫》里的“伢儿大小把衣拉，男女老少哈哈笑”；《夜夜光》里的“共产党，好主张。抗租债，不纳粮”，等等。这样的世界符合了儿童追求真善美世界的理想。其实，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因为在文本中建立了一个符合儿童理想的真善美的世界，所以才深深地吸引了儿童。例如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美丽的小人鱼公主虽然历经了很多的痛苦，但是她最终并没有化为泡沫。作为对她的善行的嘉奖，她升到了天堂，并且只要她继续行善，她将会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因为对真善美世界的呈现，安徒生童话成了世界经典的童话。另外，意大利童话作家科洛迪《木偶奇遇记》的创作过程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当科洛迪想以小木偶匹诺曹被狐狸和猫吊死在树林里来结束故事时，遭到了许多小读者的反对，他们纷纷写信要求他继续写下去。于是他一直写到皮诺乔因为自己的努力最终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子。这个美好的结局终于让小读者感到满意了，同时也成就了《木偶奇遇记》的经典地位。红色儿童歌谣对于苏维埃政府的描述由于契合了儿童的理想，因而在苏区儿童的内心确立起了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和向往。
综上所述，红色儿童歌谣由于时代的要求，充分地表现出其政治功利的一面，具有明显的革命化特征。然而，红色儿童歌谣又是特殊形态的儿童文学形式，与儿童文学传统保持着历时性的联系，所以在潜层面上，它仍然呈现出儿童化的特点。“一首诗、一部戏剧或一部小说无论多么急于直接表现社会关怀，它都必然是由前人的作品催生出来的。”[7]所以说，红色儿童歌谣尽管自觉地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政治使命，但是其根基仍然是儿童文学的传统。
【参考文献】
[1]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2]吴晓荣.从红色歌谣看苏区的社会变动[J].江西社会科学，2005（5）.
[3]黄红，邱显平.论江西红色文化与民间文学的结合[J].江西社会科学，2005（11）.
[4]红色儿童歌谣[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
[5]郁宁远.中国童谣[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100﹒
[6]吕蒂.童话的魅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7]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注释】
[1]杨宁（1972— ），女，江西赣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访问学者，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及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