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谣和儿歌
童谣，犹如有韵的母乳，几乎每个人都受过她的滋养，但对“童谣是什么”这个问题，大多是不甚了了的。有人说，童谣就是儿歌。确实，翻检目前的很多著述，“童谣”和“儿歌”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随处可见。而实际上，童谣和儿歌是有区别的。
童谣，又称小儿谣、小儿语、孺子歌等。“歌”与“谣”常常并称为“歌谣”，“歌”与“谣”的区别是：“歌”有乐曲，“谣”无乐曲。《毛传》解释《诗经》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时说：“曲和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也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由此可知，童谣是指传唱于儿童口中的没有乐曲的歌谣。在这里，是否“传唱于儿童口中”是区分童谣和非童谣的标准，换句话说，只有“传唱于儿童口中”的才是童谣，否则就不是童谣。
我国古籍中只有“童谣”一词，而无“儿歌”一说。最先使用“儿歌”，并把“童谣”称作“儿歌”的，是周作人于1914年1月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的《儿歌之研究》：“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1]130在周作人看来，儿歌就是童谣，童谣就是儿歌。
“儿歌”和“童谣”两个概念的混用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同时收录在王泉根评选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中的三篇关于儿歌的论文，周作人《儿歌之研究》（1914年）中的“儿歌”指的是传统童谣，冯国华《儿歌的研究》（1923年）中的“儿歌”指的是文人的创作儿歌，褚东郊《中国儿歌的研究》（1926年）中的“儿歌”既指传统童谣，又指创作儿歌。
大家知道，“五四”前后是我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初始时期，在那个时期，就连“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这两个概念也不十分明确，更何况“儿歌”和“童谣”。不单是“儿歌”和“童谣”这两个概念混用，就是儿童诗有时也被称作“儿歌”。如周作人的《儿歌》：
小孩儿，你为什么哭？
你要泥人儿吗？
你要布老虎吗？
也不要泥人儿，(https://www.daowen.com)
也不要布老虎。
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鸹，
哇儿哇儿地飞去了。
这是1919年1月的作品，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不是一首儿歌。鲁兵编的《中国幼儿文学集成》把周作人的《儿歌》收在《诗·散文》卷里，显然，在鲁兵看来，这是一首儿童诗。而周作人本人却命题为“儿歌”。所以，在“五四”时代的语境里，童谣和为儿童所写的诗歌都被称作“儿歌”。因为当时的儿歌创作和理论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为怪。
从“五四”到现在，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儿歌”和“童谣”的概念在儿童文学理论界已有较为明晰的界定。
童谣是介乎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边缘性体裁，要界定童谣的概念，可从两个维度来审视。一是儿童文学的角度：据概念的外延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儿童文学——儿童诗歌——儿歌——民间儿歌，民间儿歌就是童谣。也就是说，民间儿歌是儿歌的一部分，儿歌除了民间儿歌还有创作儿歌。儿歌是儿童诗歌的一部分，儿童诗歌包括儿童诗和儿歌两部分：儿童诗为“诗”，重情趣意境，更适合阅读；儿歌为“歌”，重音韵节奏，更适合吟唱。当然，儿童诗歌从属于儿童文学。二是民间文学的角度：据概念的外延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民间文学——歌谣——童谣。童谣从属于歌谣，歌谣从属于民间文学。
由此可见，“儿歌”和“童谣”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是从属关系，“童谣”从属于“儿歌”。
儿歌包括创作儿歌和民间儿歌（童谣），两者在形式上几乎没有区别，创作儿歌本是模仿民间儿歌的形式写成的。两者的不同主要在内容上。比较而言，民间儿歌更自然质朴，符合儿童情趣，强调风格的游戏性，多数民间儿歌的教育意义不明显；创作儿歌更多地体现成人的意愿，重叙事、写物、实用，教育意义显著。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民间儿歌”和“童谣”虽属同一概念，但使用的语境是不同的，如在儿童文学语境里，一般称作“民间儿歌”，而在民间文学的语境，大多称作“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