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特点与成就
湿温病是外感热病中的一大类型，早在《内经》和《难经》中已有初步记载，王叔和《脉经》及朱肱《类证活人书》中也有湿温病因证治的简单论述。金元时期对湿温的认识虽然较为深入，但其治疗仍局限在伤寒的范畴。明清时期吴又可、喻嘉言等医家的著述中也有一定的论述，但是都不够完整和系统。直至清代薛雪所著《湿热条辨》的诞生，才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是书共有35条条文，详尽地论述了湿温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发病特点、证治分类、治则方药等，并于书末详析湿热所致痉、厥、疟、痢等的辨治，为温病的辨治树立了典范，为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主要的成就与学术特点有以下几点。
1.明确提出湿热病邪的侵犯途径有别于其他外感病 薛氏提出湿热时病乃因在天热气与在地湿气合而为病，“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认为湿热病邪侵犯人体，除了大部分人从口鼻而入外，还有少部分人可从皮毛侵入。这一观点与吴又可、叶天士之“温邪上受”，只强调从口鼻而入者不同。薛氏还强调：“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府，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强调邪气从上而受，易侵犯膜原，明确地提出了湿热邪气感人的三个途径。
2.强调湿热病的病机重点在阳明、太阴为正局，兼入少阳、厥阴为变局 薛氏认为脾胃为湿热病变的中心，湿热之邪侵袭，多伤及阳明、太阴二经。如：“湿热之邪……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地，故多阳明、太阴受病。”“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等等。这不仅是本篇的立论核心，也是湿热病与伤寒及一般温热病不同之处。至于邪气侵犯中焦，却又有犯脾或犯胃之不同。“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说明胃火素旺之体，病易归阳明，而脾虚多湿之体，病易归太阴，体现了薛氏辨证之精细处。湿热邪气侵犯阳明、太阴为湿热病的正局，若素体少阴阴虚，相火易动，又每兼少阳、厥阴，从而转为变局。如：“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逆，故易见耳聋、干呕、发痉、发厥……皆湿温中兼见之变局，而非湿温病必见之正局也。”薛氏将湿温病正局必见之症标示于第1条提纲中，使人易于辨识，不致与他病相混。而将变局兼见之症，列入自注中，使后学知常达变，不至于临证时迷惑，可谓用心良苦。
3.以三焦为纲领，重视与八纲、卫气营血、脏腑等多种辨证方法的结合 薛氏认为湿热病邪具有“蒙上、流下、上闭、下壅”以及闭阻三焦的特点，“未尝无三焦可辨”，提出湿热病当从三焦辨证。在用药上重视宣畅三焦，善用透化渗清之品。薛氏强调：湿热在上焦者，应宣通上焦阳气，用药宜轻清芳化，禁投味重之剂，如五叶芦根汤方、黄连苏叶汤方等，均属此例。湿热在中焦者，则需据病情之不同而区别用药；若以太阴湿盛为主，治以辛香开泄，燥湿泄热；若以阳明热盛为主，而治以清热燥湿；若湿热化燥而热结阳明，则用攻下泄热之法；而湿热在下焦者，则当用分利渗湿之法，或再兼以开泄中上，源清而流自洁。总之以疏利三焦、宣畅气机为着眼，从而继刘河间、喻嘉言之后，进一步发展并奠定了湿热病三焦辨证及其立法用药的初步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薛氏的三焦辨证与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三焦辨证不尽相同，还十分重视属表、属里、湿重、热重，以及寒化、燥化诸方面，并结合了表里、卫气营血、脏腑辨证方法，同时还夹杂伤寒六经辨证于其中，熔多种辨证方法为一炉，以适应湿热病复杂多变的病证特点，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4.制方用药别具一格 薛氏临床经验丰富，立法制方精奇巧当，别出心裁。如第2、第3条治湿邪在表的阴湿伤表方和阳湿伤表方。又如仿吴又可达原饮和三甲散的化裁加减诸方等，都是别具匠心。薛氏临证用药极为老到，根据病情的需要，其药量之或轻或重，剂型之或汤或散，服法之或磨或泡，颇具启发意义，值得借鉴。如对于湿邪未净、留滞经络之证，以白术泡于汤液而不用煎，用思巧妙。再如湿热闭阻腠理之发热，肌肉疼痛，无汗之证，用六一散一两，薄荷叶三四分，泡汤调下即汗解。其中薄荷辛凉芳散，分数轻灵，其制方之巧妙，令人叹服。又对于湿热化燥，伤及胃阴，肝胆气逆之呕吐不止之症，以香附、郁金、木香、乌药磨服，而不用煎者，均体现了薛氏用药的特别之处。(https://www.daowen.com)
5.在湿热病的治疗过程中，始终贯彻养阴、救阳的精神 湿热病在发展过程中，湿热之邪每易伤阴损阳，因此薛氏既重视养阴保津，又留意扶阳救阳。如肝肾之阴受损而致痉厥之症，用鲜生地、玄参以滋阴息风，而胃阴受伤则用西瓜汁、鲜生地汁和甘蔗汁滋养胃津。当“胃津劫夺，热邪内据”而出现邪盛正衰之证时，则师古而不泥古，治以甘润通下法，以鲜生地、芦根和生首乌等滋阴通下，既寓承气之意，又保护了患者的正气。正如薛氏指出“恐胃气受伤，胃津不复也”，既体现了薛氏重视阴津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同中求异、圆机活法的临证思路。至于扶阳救阳方面，更是体现出薛氏的见解独到之处。如第29条“卫外之阳暂亡”，乃因湿热久羁伤及阳气；第25条身冷、汗泄、脉细等症，为湿中少阴之阳的结果，即用人参、附子、白术等扶救阳气。当湿邪困伤脾阳时，则又用理中法及大顺散、来复丹等。薛氏在第26条自注中总结道：“热邪伤阴，阳明消灼，宜清宜凉；太阴告困，湿浊弥漫，宜温宜散。”确是经典之言，为临床湿热病的治疗提供了弥足宝贵的经验。
6.提出湿热病亦可使用汗法与下法 湿热病的治疗，向来就有忌汗、忌下、忌润之戒，虽言之有理，但未免以偏概全。薛氏在湿热病的治疗过程中，不拘此说，对于第21条“胸痞发热，肌肉微疼，始终无汗者”，认为是“暑邪内闭”，以六一散、薄荷泡汤调下，汗出即解。薛氏指出湿热病“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法，临证者当知所变通矣”。第6条湿热蕴结胸膈，以凉膈散；大便不通，仿承气汤法，皆为湿热病用下法的范例，并提出“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不能除胃（肠）中蕴结之邪”和“阳明之邪，仍假阳明为出路”的见解，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章虚谷也指出：“湿病固非一概忌汗者。”王孟英也认为：“湿温病原有可下之证，唯湿未化燥，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如已燥结，亟宜下夺。否则，垢浊熏蒸，神明蔽塞，腐肠灼液，莫可挽回。”
综观全书，立论严谨，论理详明，述证确凿，方药精当，是一本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温病典籍。但限于历史条件及当时的认识，其中亦有欠妥之处，如“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温病乃少阴、太阳同病，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论述，将湿热时病与温病完全割裂，且把温病全认作伏于少阴加新感的伏气温病，未免失之机械。
不论如何，《湿热条辨》的问世，使温病学中的温热性、湿热性两大类温病证治内容趋于完整，其书也很快得以广泛流传，对湿热病证的理论认识和辨证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清俊在《南病别鉴》序中誉道：“其见之也确，其言之也详，其治之也得其宜，可为后世法，莫能出其范围者。”当代医学家任应秋亦荐曰：“湿热之变固多端，能得其治疗之要者，此作之外，殊不多觏，万宜习之而不可废。”章虚谷、王孟英曾先后为之注释，雷少逸、叶子雨、何廉臣等各家论著中，亦多有引录和评赞。其理论阐述对于推动中医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叶天士的名著《温热论》，可谓珠联璧合，作为温病学说的奠基性著作，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年第24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