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野外钓鱼”

最后我想请大家注意上诉法院的两个判决，即对“加斯金诉利物浦市议会案”[11]和“尼尔森诉拉夫尼案”[12]的判决。这两个案件都说明了律师所谓的“野外钓鱼”的意思。这就是原告想看对方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判断他的起诉是否成立。

在“加斯金诉利物浦市议会案”中，一个21岁的人想控告市议会。当他出生仅六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被送去由市议会抚养。市议会给他找个人家作他的养父母，以后又被先后送入几所育婴院。他先后被送进几所国立少年犯罪教养院，也曾被送进少年感化院。后来他因犯刑事罪被拘捕，并坐了六个月的牢。

于是他就把矛头指向了利物浦市议会，说那全是他们的过错。他得到了法律援助。他的诉状律师想看看他的全部档案，包括所有关于他的秘密调查报告。律师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他获得损害赔偿。以下是我关于此事的发言：

“如同所有这类案件一样，问题是要权衡各种公共利益，法官是按照在他的权力范围内所作的试验进行权衡的。法官在审判结束时说：‘我毫无疑问地认为，为了使照管孩子的职责能得到很好的履行，对有关文件保密是非常必要的。依我看，个人利益固然重要，但必须服从这一点。我坚信拒绝发表文件对公共利益是有好处的，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在第二个案件即“尼尔森诉拉夫尼案”中，一个人离家去度周末。他走后，警察报告了法官并取得了搜查毒品的搜查证。毫无疑问，警察有充分根据怀疑毒品就在他的院内。他们进行了搜查，但一无所获。他们发现了可疑的迹象，但没有证据对这位商人提出诉讼。

尼尔森回来后发现有人进了他的家。他得到了法律援助，控告警察非法侵入私宅，要求赔偿损失。同时警察自己进行了一次调查。诉讼委员会裁决警察没有错误。于是尼尔森的律师要求查看警察致诉讼委员会的全部秘密调查报告。上诉法院拒绝了这一要求。我曾这样说：

“现代的发展表明，关于发表秘密文件问题，法院可以考虑有关的相互冲突的公共利益问题。法院在对双方的利益做了公正的权衡之后做出了裁决。一方坚持认为，为了做到公平审判，文件应予披露，另一方则坚持认为，为了公共利益，不应予以披露。”

于是我继续说到我是如何权衡的：

“一方面是一个人控告警察，要求赔偿损失，他获得了法律援助并要求查阅警察掌握的全部秘密调查报告。特别是他的律师支持他查阅警察的报告，以便发现问题。另一方面是警察，从表面上看，尽管这个人对警察提出起诉，但警察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

据此我作了如下的结论：

“如果这个人的控告完全有理由，那就得自己来证明控告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自己找出证据为自己作证。不能允许他查阅文件，不能让他了解到他从其他方面得不到的情况。”

在这里我要再谈一谈前面提到的法律援助问题。毫无疑问，如果相信原告的陈述，那么这两个案件就是合理的诉讼。但是如果我们提出这样做是否妥当的问题：那么这个案件适宜给予法律援助吗？我认为这两个案件都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