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悟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榆社县进步青年，密切注视着全国的形势，并组织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榆社后，各校学生开始串联并发表宣言，组织进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任悟僧便是这示威和罢课学生中的一员。
任悟僧，字觉真，号静安，1907年6月6日生，是榆社县韩村乡任家垴村人。其自幼勤学好问，才华出众，曾写《槐荫子》诗集。1914年春，他7岁入私塾（也称义学）始读《三字经》《千字文》《必须杂志》。1917年后入国民小学，学到不少天文、地理等知识，通过《论证精华》一书开阔了思路，写起了文章。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在他的思想深处注入了革命的火种。
1920年7月，任悟僧考入榆社县高小。在校期间，他撰写了《纪念国耻就必须雪耻》的文章，受到老师的赞扬并张贴在墙上让同学们传阅。省城太原掀起反房税斗争运动的消息传到榆社县后，他和同学们强行走出校门以示声援斗争。
1922年7月，任悟僧考入山西省立第八中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深入了解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产生了打倒军阀统治、实行民主主义的思想，产生了参加国民革命的要求。1925年五卅运动后，任悟僧先后投身于驱逐朱学鉴和声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斗争，作“投笔从戎走，马革裹尸还”的诗句，发动榆社县城群众开展了扣押恶霸“山大王”白友元、驱逐县承审员樊树洲和反动警察局长张桂山的斗争。随学生队伍上街游行，贴标语，呼口号，进行街头讲演，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并号召大家“使用国货，抵制日货”，同时将查出的日货予以焚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进入低潮，榆社县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29年，任悟僧考入山西省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先后阅读了《共产党ABC》《北方青年》《十月》《长庚》《一周间》等进步书刊，知道了刘天章等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就义的事迹。他认识到，一个青年的前途只有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才有出路，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能实现救国的理想。1932年1月，在中共党员胡奋芝的介绍下，任悟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初，在中共山西省特委书记栗志周、宣传部长林楠（谢宜之）的直接领导下，任悟僧发起成立了中共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小组，并任组长。他先后参与了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学生驱逐校长杨兆泰、陈观光和代理校长王洪遇的运动及省城学生革命运动。在太原学生“一二·一八”运动中，他和其他同学组织了“决死请愿运动”，与国民党省党部作了坚决的斗争，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他和其他同学还组织成立了“学生义勇军训练所”。与进步知识分子、太原师范学校学生赵志芳、郭克俭共同创办进步刊物《铁血特刊》，任副总编，并发表《抗战声中青年应有的认识》《前卫》等革命文章，无情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竭力捐款与同学们办起了图书馆，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诞生地和战斗场所，1931年5月3日，先后介绍本县刘范五、任爱生加入反帝大同盟组织。由于他从事革命活动，遭受校方开除，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虽几经拷审，但他从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
经过省城学生运动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尤其受时青等在狱中顽强革命斗争的精神影响，任悟僧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勇气和信心。
1932年6月21日，中共山西省特委宣传部长林楠在太原首义门街晋义客栈同任悟僧谈话，决定派任悟僧回榆社，以教书、行医为掩护，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开辟党的地下工作。任悟僧回到榆社后，即对榆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作了详细考察和研究。之后在榆社县的偏良、南村、和平、任家垴等一带村庄以行医教书为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20世纪30年代初的榆社，尽管有时青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知道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但落后的经济政治和闭塞的交通，使身处深山的广大贫苦群众很少能够接受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任悟僧一面以行医教书职业为掩护，走村串户，广泛接触偏良、河窊、南村、和平等村的广大贫苦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一面给他们宣传“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求得解放”的道理，引导人们接受革命思想。他先后结识了青年教师姚忠祥和青年农民刘汉文、宁光珍、刘海鱼等人，创建了流通读书社、英雄会等团体。1932年7月11日，任悟僧在偏良村介绍刘范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下旬，任悟僧又在南村接收了由刘范五推荐的进步青年教师姚忠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端午节，南村学校放假，任悟僧根据时局和教师生活状况，编写了两副对联。其中一副对联的上联是“驾长舟、出瀛海，驱逐倭寇”，下联是“执干戈、御外侮，还我山河”；另一副对联的上联是“两石米，一石面，调和还需教员自备”，下联是“你说长，他道短，好赖还是先生承担”。他把这两副对联分别贴在了学校校门口和教室内，以此讽刺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揭露阎锡山统治下教员们的清苦生活。这些活动，在广大教员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其影响也在群众中迅速扩大。
针对当时教员们较低的工资待遇和生活待遇，5月29日，任悟僧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请愿斗争，动员30多位教师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并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讨论请愿事项。因考虑到集中请愿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会议推选了任悟僧和杜瑞新为代表，向国民党县长吉梦庚交涉。这次斗争虽因反动势力阻挠未获成功，但通过斗争，团结了知识分子，扩大了社会影响。
针对榆社县农业生产条件差，广大劳苦群众十分困苦的生活，国民党统治多如牛毛的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任悟僧审时度势，决定抓住时机，领导群众向国民党黑暗统治作斗争。7月16日，任悟僧在南村学校，秘密召集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反封建统治的斗争。次日，按照会议部署，任悟僧在任家垴村、姚忠祥在北村、刘汉文在河峪村，相继开展了发动贫苦农民同封建地主的斗争。刘汉文在河峪利用地主之间的矛盾，率领刘狗孩、石福柱、石绪金、原六斤等30多名贫民群众，向河峪村旧村长刘焕星进行反摊派的说理斗争，拒不摊派，并到区公所向旧区长段绍曾提出查处账务的要求。经过反摊派斗争，查明了旧村长刘焕星大量的剥削事实，旧区长慑于群众的压力，撤换并拘留了旧村长。姚忠祥在北村领导反摊派斗争，跟旧村长算账，公开揭露旧村长压榨农民、行贿受贿和贪污的种种劣迹。旧村长怕事情闹大于己不利，立即停止了“春季团丁税”的摊派。全村群众高兴地说：“多亏忠祥帮助我们啊！要不，逼死我们也交不起税款。”姚忠祥便借机宣传：“只要我们大伙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就不怕反动派的压榨。”反摊派斗争的初步胜利，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增强了群众斗争的信心，在全县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任悟僧的宣传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榆社县广大人民中得到广泛传播，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逐渐成为榆社县早期党组织活动的中坚力量，为榆社县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