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军民的反“蚕食”斗争

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还通过对游击区和占领区的镇压，向根据地进行“蚕食”；通过封锁、分割以断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进而突袭和“扫荡”根据地。日军在辽榆武公路两侧修筑据点、加固炮楼，对根据地切割封锁，成立汉奸组织“宣抚班”，网罗一些地痞流氓作为宣传工具，张贴布告，散布舆论，进行反动宣传。同时，拉拢常三货、王三货、张博侯、张寿义、杨狗小等20余个民族败类，成立了“榆社县维持总会”，由常三货任会长，张博侯、王三货任副会长。“榆社县维持总会”的一群铁杆汉奸依仗日军的势力，强迫各村搞“维持”，引导日军对拒不“维持”的村庄实行屠杀和镇压，对驻扎过八路军、帮助过八路军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报复，制造了多起血案。

针对日军的“蚕食”“维持”，榆社人民在中共榆社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先后发出的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开展了反“蚕食”反“维持”斗争，把日军“蚕食”的地方变成了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全县各分区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秘密群众情报网络。反“蚕食”反“维持”斗争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武装群众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形式，组织了强悍灵活的秘密群众武装、民兵游击小组、青年连、联防队、情报班等。一区的潭村人民坚决不当亡国奴，拒不“维持”，全村人举村搬迁，实行“坚壁清野”，使日伪军既找不到人、也找不到粮。抗日村长巩三岗在群众大会上还全部烧毁了日军下发的“良民证”，潭村人民还惩处了巩成塘、乔六则、李文碧等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2年2月下旬，榆社县组织游击队、民兵，运用地雷战、麻雀战等形式，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展开军事斗争，阻击日军“扫荡”“蚕食”。3月，中共榆社县委书记王谦、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谦恭领导榆社人民开展反“维持”斗争，明确凡是距日军炮楼（台）五里以外的村庄，坚决不搞“维持”。3月下旬，榆社抗日民主政府在圪塔滩村镇压了为日军“维持”卖力、罪大恶极的刘香兰、梁培兰等5名汉奸，为县委组织军事武装打击日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上旬，为了与日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榆社县委设立了由张寿砚、赵春荣、张有德、赵启华为成员的榆社县敌占区武装工作站，任命榆社县南白村人、共产党员张寿砚为站长，明确其主要任务是接受县委的派遣，深入敌占区，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分化和瓦解敌人。4月下旬，中共榆社县委领导人民群众在日军统治区开展游击战，捣毁了“维持会”，镇压了汉奸和“维持”分子。当月，县委集中武装民兵不断袭扰修筑公路的日伪军，400余民兵破路6次，解放民夫400余人，毙敌9名，击毁汽车1辆，将距日伪据点10里左右的所有“维持会”一律捣毁。到7月，先后有65个村取消了维持会。

8月，为执行5月17日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执行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补充指示》中对扩大地方武装的要求，榆社独立营补充战士125名，发展民兵175名。同时，加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榆社县委领导成立了“榆社县抗日救国群众委员会”，由县委书记郝田役担任委员会书记，并将工、农、青、妇机构合并，成立了“榆社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榆社县委还抽调县委、县政府、县武委会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分赴榆（社）武（乡）公路沿线村庄，开展反“蚕食”、斩“蚕嘴”的具体工作，没收“良民证”和“维持会”账簿，逮捕维持分子，取缔反动会道门13个，处决张来江等亲日汉奸7人。12月7日，榆社县独立营营长郝三成和榆社县复仇游击队队长李雨化等6名队员，打入敌杜余沟日军据点，将常三货、王三货、杨狗小等3名汉奸抓获。1943年1月1日，在云簇镇举行公判大会，判处常三货死刑，为民除了害。

1943年，榆社县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展开反“维持”斗争，铲除汉奸23人，摧垮维持会11个，将基层抗日政权恢复到54个。县、区、村各级武装游击战争广泛深入，全县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断增强。

1941年至1943年，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中共榆社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和组织根据地军民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围绕“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与日伪军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改变了敌进我退的策略，基本摆脱了被动局面，收复了村庄，恢复和重建了抗日政权，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有效地教育了人民群众，震慑了敌特分子，保护了抗日干部，提高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全县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明显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