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与教训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党、全国继续坚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仍然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要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会议还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1977年2月，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作出“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加快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步伐”的决策。中共晋中地委提出“一年把晋中建成大寨式地区”的目标，并制订《关于抓纲治国，决战1977年，努力建设成大寨式地区的规划》。
在此之前的1977年1月7日至15日，中共榆社县委在县城召开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会，县、社、大队、生产队主要领导干部，县、社全体工作队队员以及县、社各部门负责人共18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年建成大寨县的目标，对全县1977年八项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一、常委带头，改进作风，划分战区，蹲点包社；二、精简机构，合署办公，腾出干部，加强基层；三、“三带”（带户口、带工资、带职务）下放，交好“五账”（路线、班子、面貌、劳动、产量）；四、单位包点，一包二年；五、压缩劳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六、组织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七、扎扎实实抓好增产措施，掌握好每一个生产环节；八、大搞科学种田。会后，全县紧急动员起来，掀起大揭大批（揭批“四人帮”）大干（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榆社“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从1966年到1978年这12年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历届中共榆社县委、县革委会始终把搞好“农业学大寨”当成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列入主要议事日程，确定一名副书记和县革委一名副主任全力主管，并设立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从1970年开始，年年都从机关、学校、企业抽出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先后组成“战宣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建党工作队”“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社、队与基层干部及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整顿基层支部，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具体指导“农业学大寨”。同时，县委、县革委还十分注重并多次选派的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也高、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充实和加强公社党政领导班子，各公社都配备了农、林、水、机、牧五大员，对各大队进行具体指导。在普及“大寨县”的年代，榆社作为昔阳大寨的近邻，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充分发动广大干部群众，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农村自然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方面工作都走在了晋中地区的前列。
在以粮为纲的农业学大寨年代，榆社县把治水作为农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中共榆社县委、县革委会从本县实际出发，按照“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要求，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农村人口实现粮食自给，不吃国家返销粮；在水利上，基本解决了农村人畜饮水、抗旱播种和菜地用水。同时从实际出发，确定榆社县办水的八字方针，即“远聚、深挖、高提、大蓄”。所谓远聚，就是在境内把浊漳河、云簇河上游的水聚集起来，相继加固了云簇水库、建起了双峰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有效地解决了城乡人口饮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紧缺的问题。所谓深挖，就是把地下的深层水挖出来。所谓高提，就是把山溪积水和小泉小水提上来，用于农业灌溉。所谓大蓄，就是把雨水通过修旱井、修水池蓄起来。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全县经过连续多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每年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达1万多人，组织千军万马，开展车推、人挑、“百里千担一亩田”的大会战，建设大寨田、改造现有土地和扩大耕地面积。到1979年，全县共建成大寨田12万亩，治理荒山荒沟10余万亩，同时治理了大量的贫地、荒沟、荒山，扩大了耕地面积，全县水浇地至1978年底达到8万亩，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6倍多。在水利灌溉设施方面，到1978年底，建成灌溉水井200多眼，治理大小河沟300余条，新造地2万亩，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提高山区土地的粮食产量奠定了基础，使全县粮食生产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榆社县积极推行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提高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效率。到1977年，全县各公社普遍建起了农技推广站，各大队都培养了专职农技员，全县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到1978年底，全县农田机耕面积达到10万余亩，农业生产中的不少环节，由过去的手工操作变为半机械或机械化作业。
为了改变农村的交通运输条件，全县农村还重视了道路建设。到1978年底，全县一些大村之间通了汽车，中小村之间修通了简易公路，许多村的田间通了拖拉机、小平车，人民的生产、生活更为方便。
农业学大寨时期，全县新建了化肥厂、大修厂、工农厂、电表厂、元件厂、丝织厂等一批工业企业。为响应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号召，全县实行了厂社挂钩，对口支援农业。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抗旱救灾和春种秋收等大忙季节，各机关、学校、企业都要组织出动大量人力、物力、车辆、机具给农村以巨大支援，形成全党总动员、全民办农业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1977年至1978年，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工程，改善生产条件，推广和运用各种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到1978年底，全县粮食总产量达4987.5万公斤，比1966年2272.5万公斤增长119.5%。1978年，全县农业人口的人均分配收入只有53元，扣除实物，全县人均现金分配不足30元，而且还有一半以上核算单位的农民收入不达全县平均水平，农民的温饱问题仍未解决。农村经济中比例失调的问题则更加突出，除种植业发展相对较快外，林牧业和工副业生产发展缓慢。在1977年至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2%，而林、牧、副业总产值只占种植业总产值的18%。种植业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问题，除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等大量粮食生产外，其他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油料、蔬菜、小杂粮等的生产十分薄弱，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扬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积累了诸如常年坚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积极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发展，不断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以及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工副业生产等经验和做法，对后来榆社县的农业生产及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被纳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在指导思想上将原本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农业生产典型当作政治典型推行，偏离了原来的指导思想和方向，染上了浓厚的极左色彩。因而，这一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运动便不可避免地被扭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反思1977年至1978年全县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着沿用“大办”“大搞”运动方式的显著特点，这些历史曲折和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一是把学大寨运动左倾化。在学习推广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经验中，机械地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在全县强行推广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强调推广大寨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和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同时，继续推行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堵资本主义的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错误做法。1978年，榆社县对推广大寨、昔阳的一系列具体经验作了诸多规定，要求各地在学习推广中“不掺假”“不走样”，机械地照抄照搬，还把农村社员要求尊重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分配、交换和劳动支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要求自留地自种和开放集市贸易等意见当作错误的“思想苗头”和“问题”加以解决；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和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作了许多限制，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除，对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实行集体代种；对农村集市贸易，要求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代替，实际上实行了限制政策；在农业生产的管理体制上，不顾各地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和农村社员的觉悟程度等具体情况，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穷过渡”，把大寨政治工作经验和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经验全面推广开来，坚持所谓“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盲目变更生产关系，致使全县的农村政策不断向“左”的方向倾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是把学大寨运动政治化。就是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同“揭批清”运动、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县社整党整风等政治运动当作一个统一的运动结合进行，通过运动解决所谓“学大寨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把对大寨和昔阳经验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感情问题，看作是“真学大寨和假学大寨”的问题，并提出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就是假学和反对学大寨；只学大寨的根本经验，不学大寨的具体办法，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并且把“真学”和“假学”大寨的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大寨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运用于农业战线的光辉典范”，把所谓“大批促大干”（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当作大寨的根本经验；在各级领导班子内部搞所谓“划界限”“分阵营”，分裂干部队伍，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在基层组织中以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为名，乱批乱斗，对不同观点采取“路线分析、典型解剖”的做法，动辄上纲上线扣帽子，政治色彩浓厚，政治化倾向明显，把学大寨运动实际当作是继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当作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运动。
三是把学大寨运动庸俗化。农业学大寨中，为了人为树立大寨形象，强化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想方设法把大寨表述为事事先进、处处表率、时时模范的万能典型，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的口号和任务，强制执行，限时学成。要求各项工作都要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大搞形而上学和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把学大寨运动推到了庸俗化的地步，大大削弱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