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反封锁、反掠夺斗争和救灾度荒生产运动

五、经济上的反封锁、反掠夺斗争和救灾度荒生产运动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面掠夺、一面封锁的政策,以配合其军事上的“扫荡”和“蚕食”。面对日军采取封锁和掠夺,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生产,巩固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10日,晋冀豫区颁布《禁止使用敌伪钞暂行办法》,再次明令禁止伪钞和伪钞汇票在根据地使用和保存。8月,晋冀豫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允许有计划组织粮食出口,以换取根据地所需要的物资。1941年冬,晋冀豫边区政府又颁布《特种出口货物统制暂行办法》,强调以物换物,为换回必需品而输出,以控制外汇流失,使对外贸易逐步主动。在粮食斗争中,面对1942年出现过的粮食出口过头事件,影响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敌粮食斗争被动局面的问题,太行区党委迅速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了粮食斗争的办法,采取了先进后出、快进慢出、多进少出的措施和办法,使根据地掌握了更多的粮食,逐步恢复了粮食斗争上的主动局面。

榆社县是个山区农业县,农业在榆社县的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在经济上的反封锁、反掠夺斗争中,中共榆社县委领导群众战胜灾荒,逐步克服了日伪军“扫荡”“蚕食”对生产造成的破坏。为了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1941年1月,县委尝试搞起了工业,在羊圈岭创办了纺织厂。纺织厂的工人由区、村干部家属组成,共有30余人,工业产品主要是袜子、手套等,主要解决抗战军需,这是榆社县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业企业。同时,中共榆社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发出生产自救号召,开展纺织运动,组织广大妇女投入纺织生产运动之中。1941年8月,根据太行区贸易局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对敌经济斗争的“三个基本环节”(发展生产,统制贸易,巩固币值)的精神,加强了物资管理,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切断敌占区的后勤补给,进而掌握经济斗争的主动权。中共榆社县委一方面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本地区的农业生产上,另一方面把本地的山货、土产通过多种渠道输送出去,换回了根据地必需的物品。在粮食问题上,榆社县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及时痛击抢粮之敌,与之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粮食争夺战。全县各区均组织了护粮队,妥善收、藏粮食,防止日军抢夺,制止粮食走私。县、区干部与县游击队及驻地八路军战士坚持劳武结合,一面突击秋收,一面打击抢粮日伪军,武装保卫秋收,并顺利完成了抗日民主政府下达的征收公粮任务。中共榆社县委还在辽榆武公路沿线组织被日军强迫“维持”的村庄群众,在日伪军征收粮食时以合法形式据实诉苦,或要求减免,或明送暗夺被征粮食,破坏日军征粮计划,使日军在根据地的直接抢粮和在敌占区的买粮、购粮、派粮、借粮、罚粮等抢征粮食计划统统落空。此外,县委还在全县范围内提倡劳动、表彰劳动英雄,郝二蛮等一批劳动英雄人物,就受到了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表扬和奖励。1942年1月7日,《新华日报》报道了榆社县的生产经验,并全文刊登了《榆社一九四一年生产总结》,推广介绍了榆社县的做法,赞扬榆社县的广大妇女在生产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1941年起,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根据地遭到严重毁坏,许多地方粮食短缺,物资匮乏,疫病流行,民众的生活异常艰难。1942年至1943年夏季,太行区又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虫、蝗自然灾害,使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为了渡过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根据地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保障军需,支援抗战,榆社县党组织在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和晋冀豫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遵照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的《关于救灾防荒紧急号召》,在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的同时,提出了生产救灾的四大任务,要求面向灾区,面向灾情,开展群众性的生产合作救灾运动。中共榆社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剿蝗指挥部,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分区、各大编村分片负责的办法,让全县广大妇女儿童充当灭蝗主力军,开展全民灭蝗运动。榆社县三区的下赤峪村,发动全村男女老幼昼夜灭蝗,将扑死的蝗虫带回,按死蝗虫的重量评选灭蝗能手。1942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财经会议,提出生产救灾四大任务,中心是发展生产,要求面向灾区,面向灾情,开展生产合作救灾运动。8月,中共榆社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进一步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互助合作,4个区组织互助组634个3844人,其中党员312人;生产组36个182人,党员占12%。当年,榆社县妇女营造“妇女林”3个,织布2799丈。1943年夏季,太行山区的灾荒日趋严重,旱情蔓延。7月20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救灾防荒紧急号召》,要求所有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开展有效的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榆社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动员组织军民挑水抢种,另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挖渠打井,其中三区打井20多眼。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丰衣足食、耕三余一”的目标。

榆社县的对敌经济斗争和救灾度荒生产,从经济上打击了敌人,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力量,有力地挫败了日伪的经济封锁政策,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也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开辟了道路,创造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