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由文斗到武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迅速在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猛烈地冲击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从上海造反派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全面夺权”。由于参加“夺权”的人员成份越来越复杂，内部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无政府主义也随着“全面夺权”的开展急剧扩大，从而导致“天下大乱”，在许多地方由“文斗”发展成动用武器的“武斗”。

“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理论上、依靠群众发动的。一些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造反”的群众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认识和判断并不清楚，一切都从自身的认识行事，有的则是为了达到自我目的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而行。认识不同，观点不同，为此各持己见，以人划线，出现了意见、观点对立的两派。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唇枪舌剑、相互攻击，很快发展成围攻、殴打，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武斗的地步。造反派组织分别调动全副武装的群众以武力挟持对方，挑起群众之间的武力对抗。

1967年6月8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制止武斗的规定》，要求各地、市、县立即召开制止武斗的会议，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教育。明确：今后再发生武斗，应严肃处理，对指挥者、幕后策划者必须处理查办。榆社县也召开会议，开展了群众性宣传教育。但是，武斗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武斗也自然难以制止。

10月16日，榆社县革筹委在县城漳洼淤（体育场）召开了榆社县革筹委成立庆祝大会。时任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晋中核心小组副组长陈永贵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1968年3月中旬，榆社县革筹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山西省革委作出的迅速实现大联合和制止武斗的决定。

1968年5月13日，榆社两派造反组织在县城生产资料公司（现农业银行驻地）发生第一次武斗。此后，县内派性斗争更加激烈，两派造反组织分别设立武斗据点，修筑武斗工事，装备武器弹药，架起大锅统一吃饭，一些干部、工人、农民、教师、学生长期离职离校，成为专业的武斗队员。

1969年2月3日，榆社县两派造反组织又在县城联合加工厂（现电业局驻地）再次发生武斗，。其中一派造反组织被打散赶出县境，人员陆续集中于太谷县等地。6月5日，榆社两派造反组织纠集1000余人在白壁公社（现西马乡）境内黄花岭（地名）开展了第三次武斗，造成“榆社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部分人员严重后果。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至1969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发布为止，消耗粮食24万余公斤、资金34万余元、布匹2.2万余尺。

榆社县发生第三次武斗事件后，山西省把事件死亡人员定为革命烈士。1976年，又把此事件定性为武斗事件，随即取消被杀害人员革命烈士待遇，被判刑的与事件有关人员被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