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四清”运动的开展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推荐了湖南省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的经验。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会议后，农村社教运动开始了试点。

1963年2月，中共榆社县委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在全县各公社开展了以清财、清工、清物等“三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的具体内容是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形势、任务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的教育。在运动中，首先对生产、生活、党内外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其次坚持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的工作程序，针对存在问题，从生产入手，由浅入深层层发动；第三，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指针，以总结当年生产，树立爱集体、走集体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重点，采取“一包、二抓、三深入”的方法进行。一包：是公社党委包点，全县确定了20个生产大队为社教运动的重点，以点带面；二抓：是抓培训，把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投入运动；三深入：是深入到历年生产搞得不好、领导力量薄弱、遗留问题较多、群众思想混乱的生产队指导工作，调查研究。此外，在工人中着重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作用与历史使命的教育，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进行政策法令的教育；在农民群众中，除进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教育外，还进行农业发展道路的教育，进行巩固集体化、反对“单干风”的教育，教育广大社员正确处理家庭副业生产和集体生产劳动的关系。县委还成立了专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思想政治领域。同月，中共榆社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中地委的指示，在全县农村普遍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全县10个人民公社的326个生产大队和817个生产队，以大队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255个，以小队建立贫下中农小组817个。明确贫下中农组织的主要作用是：（一）反映阶级敌人动向，揭露和打击地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二）坚持走集体化道路，抵制单干风；（三）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巩固集体经济；（四）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带头完成生产任务；（五）监督党员干部，帮助改变作风。在4月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又传达了中共晋中地委以“三清”为中心的财务管理制度。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阶级斗争，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已落入地主富农分子手里。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依靠贫下中农开展“四清”运动。从此，“四清”运动的重点开始转向党内，主要是农村的基层干部。6月25日至7月24日，中共晋中地委召开扩大的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展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建立健全贫下中农组织，促进干部参加劳动，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而斗争。要求从1963年8月起，在三年内将全区所有社队，普遍地、分期分批地完成“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9月，中央制定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从而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也使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发展。

1963年9月9日，在积极准备的基础上，中共榆社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组织成立了“四清”办公室，制定了《关于“四清”工作的方案》，并从各机关抽调“四清”工作人员参加各公社和农村的“四清”工作，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为主要内容的“四清”工作在榆社全面展开。12月5日，全县公社一级的主要干部集中回县学习，进行“洗澡”“放包袱”，从而开始了公社一级的“四清”运动。随后，县委又在县级机关党组织中开展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全面解决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再之后，县委又在全县36个农村党组织中开展了“四清”试点工作。

1964年1月3日至7日，中共榆社县委组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骨干进行培训，全县参加培训的骨干共19008人。培训采取以公社为主的方法，主要宣讲中共中央的两个“十条”，榆社县人民委员会县长常好元、县委宣传部部长田拉福等分别给工作组进行了示范讲解和辅导。3月17日，县委书记刘占堂主持召开了小杜余沟、南王村两个“四清”工作组座谈会，主要讨论了“‘四清’和生产如何结合”的问题。座谈会提出了做到“四清”、生产两不误的七条办法：一是工作组必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从干部到群众，大力弘扬“三八”作风；三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是支部为领导，贫下中农为依靠，充分发挥青、妇、武各系统组织作用；五是少开会，开好会，会上会下结合好；六是“四清”、生产要统一安排，明确分工；七是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进行“四清”、生产的宣传工作，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会议。4月17日至23日，中共榆社县委召开有公社党委书记、“四清”工作队长、县级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共63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刘占堂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对“四清”工作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呼和浩特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对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四清”的工作方法问题、“四清”和生产的结合问题，重新调整了“四清”、生产和“五反”工作队伍。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对农村“四清”运动波及面过宽的问题有所察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认为运动的性质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强调“不可搞的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四不清干部先解放。”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要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退赔可以减、缓、免等。

到1965年2月4日，全县“四清”分配工作经过发动群众、具体清算、组织退赔等一系列的工作基本结束。全县4553名两级社队干部，有“四不清”问题的3642名，占80%。其中：多记乱记工分的3632人，多记工分12.7万个，每人平均35个，全部退清；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欠生产队款的有1485人，欠款10万余元，已还8万余元；多吃多占的1874人，价值5942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79人，总价值3694元；铺张浪费的29个生产大队、487个生产队，总值43070元。

“四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干部敲了警钟，惩治了腐化蜕变行为，并纠正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特殊化和官僚主义作风，查找和堵塞了集体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漏洞，打击了贪污盗窃和封建迷信活动，整肃了社会风气。但是，由于“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党员干部受到了牵连，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