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榆社县工委的活动
河窊会议后，县工委按照会议部署，立即组织开展武装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当晚，因反动分子何祥瑞告密，姚忠祥在北村的家中被旧区长段绍曾带领的区警和团丁抓捕。次日，又被押送至旧县政府监狱，并使用了严刑拷打和名利富贵引诱方式，希望从姚忠祥身上打开缺口，找到中共榆社地下党的组织和党团员名单，破坏党的组织。但姚忠祥宁死不屈，大气凛然斥责、嘻怒痛骂敌人。姚忠祥被捕后不久，刘汉文、陈五则、杜瑞新、李效苏等也先后被捕。
鉴于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1936年3月16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县工委在官石崖召开紧急会议。县工委书记任悟僧、组织部长任爱生、宣传部长刘范五、军事部副部长兼赤卫队总队长宁光珍、军事部副部长刘海鱼和省特派员刘世明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姚忠祥、刘汉文等被捕的突发情况，决定将武装暴动的时间推迟到4月5日清明节，并检查了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根据省工委指示，会后县工委派任爱生到沁源山区寻找红军主力部队，并设法同武乡县段村党组织负责人陈登诚联系。3月17日后，任爱生到了沁源山区寻找红军主力未果，到武乡县段村寻找陈登诚也未找到，只得返回榆社。
姚忠祥被捕后，宁死不屈。1936年3月19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将其秘密枪杀于县城北门外，年仅27岁。同日，中共党员陈五则、进步分子杜瑞新也惨遭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姚忠祥遇害后，共青团榆社县委遭到破坏，活动被迫停止。
姚忠祥、陈五则、杜瑞新三人遇害后，斗争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出了通缉令，到处捉拿县工委负责人，并出示悬赏布告：“凡捉住任悟僧者赏大洋三千元，捉住任爱生者赏大洋二千元。”县工委许多领导人家中遭到反复搜捕，并将任悟僧的父亲、大舅抓捕起来。防共团还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放掉一个”的反动口号，还在农村建立了“好人团”（后改为“公道团”），实行十家连环保、出门开路条，造成了“夜间无行人，家家无灯火”的恐怖局面。
1936年4月2日傍晚，县工委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在仅有一户人家居住的好地沟（河峪乡官石崖村附近）召开会议（史称“二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任悟僧、刘世明、任爱生、刘范五、宁光珍、刘海鱼。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作出“停止武装暴动，保存力量，实行暂时退却”的方针，除宁光珍留县外，其他同志都转移到边界地区活动。会议还研究了营救被捕同志和武装劫狱营救刘汉文的具体计划，明确领导劫狱的负责人是任悟僧、宁光珍、白三孩、宁仲元、张志先5同志。同时决定增补宁光珍为武装暴动指挥部副总指挥。会后，县工委领导除宁光珍留县秘密开展活动外，其他人相继转移到反动势力较薄弱的县与县交界地区进行活动。任悟僧在榆（社）和（顺）边界的城南村一带，任爱生在榆（社）武（乡）交界的岭上、大岔沟、芽儿沿一带，刘世明、刘范五到榆（社）祁（县）交界的羊圈岭一带，刘海鱼在榆（社）太（谷）边界的黄卦、马岭关一带。其中，任悟僧领导榆社全局的斗争。外线、内线相互联系，继续坚持斗争。会后，任悟僧鉴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对武装劫狱营救刘汉文的决定提出了不同看法。7月上旬，为了保证刘汉文的生命安全，利于以后的继续斗争，县工委委员宁光珍按照任悟僧的指示，决定改变武装劫狱营救刘汉文的计划，把原定的武装劫狱改为发动群众，利用乾坤道士绅联名保状，使用合法方式营救刘汉文。乾坤道道主刘时忠发动河窊、海眼、河峪、后河等4村千余名群众和乾坤道道徒联名作保，村公所也出具了刘汉文是行善好人的证明。迫于群众的压力，反动政府不久释放了刘汉文。刘汉文出狱后，即与宁光珍取得联系，在县城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在组织开展营救刘汉文的同时，留在本县坚持开展斗争的党员，在任悟僧的领导下，根据形势的变化，也相应调整了斗争策略，将以武装暴动为中心转向主要利用当地士绅家族和防共团之间的矛盾，以合法斗争的形式，重点打击镇压革命群众最凶残的刽子手、榆社县防共团团长郭永庆方面。县工委及时指示刘汉文、宁光珍要“发动群众，利用矛盾，开展合理合法斗争”。县工委组织部长任爱生十分赞同这一决定，并提出想办法让当地绅士中势力最大的张（义生）李（彦）两家与防共团产生摩擦、制造矛盾、为我所用的意见。
张、李两家均为乾坤道刘汉文的徒弟，被捕的李效苏又是当地绅士李彦的近本家，李彦对防共团抓捕李效苏本就不满，加之刘汉文从中活动，李彦与防共团的仇隙很快加大。张家也因郭永庆亲自带防共团人到张义生大庭院搜查嫌疑分子巩如先与防共团结下仇怨。刘汉文充分利用张、李两家对防共团的不满，以乾坤道道员身份动员两家告状，称防共团图财害命、杀害好人（指杜瑞新）。迫于张、李两家在榆社的势力，1936年7月下旬，阎锡山政府逮捕并枪决了榆社县防共团团长郭永庆和两个小队长，狠狠打击了防共团的反革命气焰。这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斗志，增强了斗争的决心，扩大了党的影响。
同期，针对榆社县国民党警察局密布岗哨，监视县城学校师生，并经常无理取闹欺侮学生的现象，县工委组织发动在县城的山西省立第八中学、榆社县高小、榆社县女子学校、榆社县师范学校的部分师生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反对国民党榆社县警察局警察为非作歹、野蛮行凶的行为，迫使县警察局给师生道歉认错，撤退所有岗哨，制止了警察的野蛮行为，再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6年8月以后，榆社的严峻形势仍未出现好转，县工委委员之间的联系活动严重受阻，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榆社县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1936年8月底，任爱生到太原寻找党的组织，于1937年3月与中共山西省委取得了联系。1937年5月，任悟僧也到太原寻找党的组织，并于同年6月与山西省委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