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疯狂报复和暴行
百团大战的胜利，震惊了日本法西斯，他们将进攻的矛头和主力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抗日根据地。为实现其战略意图，日军统帅部向华北调集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指示：“应彻底地对敌根据地扫荡，使敌将来无法生存。”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则在《讨伐队注意事项》中命令：“此次作战为对敌根据地烬灭扫荡，使敌将来无法生存，至为紧要。”1940年9月7日至18日，日军第一军在《第一期晋中作战复行实施要领》中规定，“凡是具有敌意的15岁至60岁男子一律杀戮，对共产党地区根据地的武器、弹药、粮秣，一律没收带走，对敌性部落（村庄），要烧毁破坏。”日军司令部向讨伐部队下达命令时，又强调要实施“三光”政策，“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食，其不能搬运的，也一律烧毁；锅碗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在这种残暴毒辣政策的指引下，“榆辽战役”结束后，日本侵略军即开始对榆社进行了报复性大“扫荡”、大屠杀。
从1940年9月到12月底的两个多月之内，日本侵略军对榆社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达20余次，制造血案十多起，杀死八路军伤员、无辜村民数百人，烧毁房屋数万间，抢夺财产畜禽等不计其数。这一时期，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乡”所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都是前所未有的，而1940年也是日本侵略军在榆社制造惨案最多的一年。
残杀杨江留：1940年秋，一队日军沿着榆辽公路向榆社“扫荡”，沿途群众都已躲藏。红崖头村的杨江留逃跑不及被日军抓住，并被带到东汇村，逼杨江留说出八路军伤员和粮食的藏匿处。杨江留不知道八路军伤员的去处，日军就将杨江留的衣服扒掉，捆在一棵大树上进行毒打，并放狼狗撕咬杨江留的肉体。杨江留昏死过去，日军就用冷水将他浇醒再次进行折磨，把杨江留的鼻子、耳朵割去，直至把杨江留残害致死。
九次“扫荡”桃阳村：从1939年10月到1943年底，日军共9次“扫荡”桃阳村，制造了“桃阳村惨案”，共残杀群众34人，抢牛5头、羊300余只，桃阳村也成为榆社县遭到日军洗劫次数最多的村之一。
四次血洗韩村：1940年9月5日凌晨，百余名“扫荡”的日军突然包围了韩村，并向外逃的群众开枪扫射，17名无辜群众被射死，民兵队长李中明牺牲，30余间民房被烧毁，3头耕牛被抢走。1941年8月19日，驻武乡的日军300余人出兵“扫荡”榆社，途经韩村时，枪杀群众19人。12月10日，驻武乡日军第三次对韩村进行“扫荡”，奸污妇女21名，烧毁房屋84间，抢走牲口8头。1942年2月16日，日军第四次占领韩村，强拆民房110间，在韩村建立永久性据点，并将附近村庄抗日军民20余人抓回据点屠杀。
峡口惨案：1940年10月初的一天，与敌周旋的一二九师某团从和顺进入榆社，在峡口、南岭、西湾等地驻扎。八路军的行动被汉奸告密后，在周围村庄“扫荡”的日军，趁半夜时分对八路军进行了偷袭，驻扎峡口村的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担负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任务的12名八路军战士，打尽最后一颗子弹后，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把12名战士捆绑起来，进行折磨和毒打后全部捅死。之后，日军在峡口村杀死2名无辜群众，又把被抓的20余名群众全部押到太谷县城。
二次袭击王家沟：1940年11月4日，驻辽县（今左权县）日军偷偷出动，对太行二专署八路军医院驻地——榆社县王家沟村展开闪电式“扫荡”，来不及转移的144名八路军伤员和63名王家沟群众被日军残酷杀害。1941年11月21日，日军突然再次袭击王家沟八路军医院，杀害八路军伤员16人、群众71人，抢走牲畜61头，烧毁房屋66间。
青峪惨案：1940年11月8日凌晨，100多名日军包围了青峪村，将青峪村278间房屋和日用品、农具等物品全部放火烧毁，杀死无辜群众6人，将藏在树林中的12名八路军伤员捅死、钉死。
西马惨案：1940年12月，日军在西马村沿壑儿的窑洞里，搜出西马村、顶村妇女儿童27人，兽性发作的日军将妇女全部轮奸后杀死。
三屠将军墓村：将军墓村是一个只有35户人家的小村庄。1940年12月28日、1941年9月、1942年10月，日军曾三次血洗小山村，共奸杀妇女、屠杀群众50余人。
日军残暴毒辣的“三光”政策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摧残与损坏，也激起了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