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之后，又于8月26日和9月2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所属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县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切实讨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反对形式主义。9月中旬，山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召开县及工矿区、城关区各界代表会议的决定》，并颁布了《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暂行规定》。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各县及3万人以上的城关区、工矿区，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机构，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的政体，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力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尚不具备普选的条件，因此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0月25日，中共榆次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代表会议的决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暂行规定》。决定在全区各县3万人以上的城关区、工矿区迅速成立各界代表会机构，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在此条件下，从1949年起到1952年11月，在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和中共榆次地委、专署的领导下，榆社县先后召开了两届共1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1949年10月，榆社县广泛宣传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权利及义务，并通过民主选举，共推选产生出席会议代表105名，其中共产党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机关团体代表、工商业界代表、文教界代表、荣誉军人代表、战斗英雄代表、劳动模范代表、特聘代表等。10月30日至11月1日，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榆社县人民政府作一年工作汇报，对1949年冬1950年春生产工作方针及任务提出了初步意见。代表们酝酿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议84条。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倡小型的、大型的、不定型的互助组，特别提倡妇女劳动；二是大量积柴、积肥，为农业生产做好准备；三是植树治河，增加农田；四是加强社会教育，健全村级组织；五是加强卫生工作，定期组织训练；六是杜绝变相买卖婚姻等。大会一致通过1949年冬1950年春的三项决议：一是做好冬季生产工作，为大生产运动准备。二是加强学校教育，进行学校建设，购置设备，解决学生课本困难的问题；加强村级宣传委员的领导，开展大众文化、卫生运动，以俱乐部为中心在群众自办自演自唱原则下整顿剧团，发展秧歌，满足群众需求；加强做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县医院、医疗所、医药合作社要成为卫生运动中心。三是冬评做到固定负担，抽丈抽评，重新整顿代耕，重点推行包工包制工票制。会议选举王东耀为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周云伍为副主席。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1950年2月27日至3月3日，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在县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代表138人。会议通过了1950年增产计划、清丈土地评产、植树造林和荒山绿化、加强建设供销合作社、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等五项决议。会议共收到代表提案64件，提案的重点是要求发家致富。会议选举候玉阶为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选举王东耀、周云伍为副主任。
各界代表会一届三次、四次会议。1950年6月4日至6月6日，榆社县各界代表会一届三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制定了夏季工作计划和向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计划，号召全县群众学习科学技术，进行改革，发展生产。9月30日，榆社县各界代表会一届四次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掀起和平签名运动，会议还进一步制定了秋收、秋选、秋耕计划，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委员。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会议。1950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榆社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97人。会议听取了中共榆社县委书记王东耀作的时事政治报告和榆社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宗唐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冬季生产计划；通过了《在全县范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和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通电》的决议。会议决定成立榆社县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选出主席1人、副主席3人、委员26人，选举县委书记王东耀任主席。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1951年6月26日至6月30日，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历时5天，应出席代表130人，实出席代表126人。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县委书记王东耀作的政治报告；审议和通过了县长侯玉阶代表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和通过了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报告；制定了深入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计划和夏季农业生产计划；作出了发动群众做好制定爱国公约、捐献和优扶三个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包括抗美援朝情况、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工作等内容。会议着重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机关和一些个人的缺点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共有28名代表发言，提出批评意见41条。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侯玉阶为榆社县人民政府县长，选举王东耀为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席，选举周云伍、周玉章为副主席，选举常委12人。会议共收到代表提案363件。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1951年12月27日，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应出席代表134人，实出席代表109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增产节约，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会务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产节约、贯彻《婚姻法》两个决议和1952年的生产计划。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来，全县捐款4.74亿元，超计划39.1%。开展爱国公约运动以来，全县95%的村订立了爱国公约，参加人数6.8万余人，占总人口91%。其中互助组订公约246个，家庭公约15580个，集镇商人订公约202个，机关、团体、学校共订立公约628个。全县共有耕地38.4万余亩，比战前增加1.3万余亩；全县粮食总产40.34万石，超1950年11.9%，超战前16.2%。全县共发展互助组2292个。大会指出：增产节约是群众性的全民运动，为搞好这一运动，必须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不法分子，同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作斗争，为完成1952年粮食增产节约任务而奋斗。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四次会议。1952年3月16日至3月18日，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34人。会议以春耕生产、防旱救灾、贯彻“三反”政策、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为中心内容。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各届代表会党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作出爱国增产节约与“三反”政策宣传，以及春耕生产、防旱救灾的决议。大会还发出了《反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大会共收到提案253件。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五次会议。1952年7月11日至7月15日，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五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12人。会议集中检查了县政府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各届代表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大会共收到提案323件。
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二届六次会议。1952年9月12日至9月14日，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二届六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20人。会议听取、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政治工作报告、各界代表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通过了改革司法工作计划、五年建设计划和“三秋”工作计划。大会共收到代表提案235件。
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七次会议。1952年11月25日至11月29日，榆社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七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13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开展冬季生产工作与村政建设，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会议制定了工作计划、村政建设计划、《婚姻法》宣传计划。会后不久，榆社县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代会）成立，榆社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是榆社县民主政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的重要标志。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性质上也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成为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机关，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全县的确立。榆社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全县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以后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通过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民主教育和充分的思想发动，进一步促进了人民民主生活的扩大和民主自觉地提高。在各届代表会上，代表踊跃提出批评建议和各种提案，民主政治氛围浓厚。第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由于每次会议都组织代表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情进行讨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爱国增产、“三反”“五反”、生产自救、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各种社会改革和生产运动，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力地推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监督，加强了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渎职行为的斗争，推动了廉政建设，促进了县委、县政府的作风转变，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县委、县政府的信任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第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由于人民群众选举了自己信任的县长、县政府委员和村长、村委会委员，而新的县政府和村委会组成人员又都来自人民群众之中，并在群众监督下开展工作，因而更加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扩大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