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

从1941年起，敌后战场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日军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的“扫荡”“清乡”，从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日军也吸取过去的教训，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为此，在华北大规模推行以“总力战”方针为指导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将沦陷区、游击区、抗日根据地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并针对三种地区采取了不同的侵略和统治手段。对沦陷区，普遍加强汉奸伪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对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随着军事推进，逐步扶持日伪组织，将在沦陷区的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推行。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

1941年3月到1942年，辽榆武公路两侧、榆社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害，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乡”所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都是极为罕见的。1941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在日军的“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中，太行区各抗日根据地基本上被分割、封锁，面积大大缩小，榆社县境内几乎天天有“扫荡”、日日有惨案。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出现了许多“无人区”，在县城周边以及公路两旁的村庄，群众举村迁移，地不敢种，家不敢回，全部搬到了偏远的山庄窝铺里躲起来。同时，伪军也在各地大肆抓捕青年充当壮丁，成立警备队，还通过建立基层伪组织、伪政权，训练汉奸密探、扶植反动会道门，指使他们公开活动，来加强对榆社人民的统治。1942年3月，日军实施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加强对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控制，对游击区、根据地不断进行“蚕食”，扶持汉奸特务，强迫各村“维持”。日军再次占领榆武公路又修通了榆辽公路，从而使太行二分区和三分区被割裂封锁。日军在根据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政策的过程中，把屠杀作为镇压和恐吓手段，不断制造血案。

黑峰村惨案：1941年10月5日，驻长治日军大肆“扫荡”榆社，在银郊、山庄、青阳平等村庄，与八路军部队发生了多次战斗。而后追八路军至辉教村，在辉教村附近残杀群众2名，将在村中搜到的八路军伤病员30名押至黑峰村，残忍杀害。

崇串村惨案：1941年12月，日军在崇串村杀死群众17人，烧毁房屋557间，抢烧粮食2.4万斤，抢杀牲畜116头，羊120多只。

此外，日军还加紧对占领区人民的经济封锁和文化掠夺，对文物古迹进行窃取和破坏。日军占领后，将有价值的佛像、古脊椎动物化石等窃回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