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蔽和蒙蔽的历史循环

当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36]，他说出了一个任何哲学家都会同意的常识。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如果他们承认有真理的话，都要进行系统的哲学解释。黑格尔系统解释的新鲜之处是循环上升的辩证法和世界历史的一致性。海德格尔把辩证法循环转变为存在论的循环，即，对存在意义已经有所理解的存在者（Dasein）通过解释显明隐约的存在意义。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循环是文本解释的传统，即文本的作者和世世代代解释者“过去—现在—未来”的“视域融合”或“效果历史”。辩证法的、存在论的、解释学的循环都有道理，唯独缺乏罪与救赎的循环的洞见。

系统解释并不是哲学所特有的，系统神学也是系统解释。针对系统神学的理论建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做法，艾伯林说：“在‘圣经神学’中，神学家要特别致力于《旧约》与《新约》联系的研究，把圣经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最终探讨圣经中多种多样见证的内在统一的问题。”^[37]我们要进一步说，圣经神学的系统解释在圣经历史之中，而圣经历史是罪的遮蔽与启示解蔽的真理全体。

如果罪和恩典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那么圣经历史是“存在论的循环”。《士师记》描写以色列人“犯罪—求饶—解救—再犯罪”（2：11—19）的循环往复是全部以色列史的常规，每次循环都加重罪孽。先知总结说以色列人犯罪的原因在于拒绝真理：“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以赛亚书6：10，耶利米书5：21，以西结书12：2）。新约的启示是，上帝之子的赎罪切断了犯罪与宽恕的循环，但拒绝认罪仍是人类的自发反应。耶稣指着人的意愿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3：20）；他指着上帝的计划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马可福音4：12）。从此，认罪还是定罪成为人是生还是死（to be or not to be）的“终结关怀”（ultimate concern）。

如果圣经作者是上帝的代言人，那么圣经各卷文本是上帝自我展开的“解释学的循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教会宪章》说：“为了撰写各卷经书，上帝拣选出一些人，在这些人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力量的时候利用他们，在他们心中，用书写的形式，通过他们有效地转达真正作者想写下的一切并只写这一切。”^[38]世世代代的先知或使徒书写的经书旋绕往复，似乎在重复同样的叙事和预言，这为“底本说”、“来源说”和“编修说”等文本分析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应该看到，圣经启示的循环不是简单重复和拼凑，而是不断回到原点，不断指向关键点。挪亚之约的普遍启示、族父之约的应许、西奈之约的律法、大卫之约的上帝之国既是后写经书回到的原点，也是以前经书指向的关键点。基督是旧约全书预言的关键点，耶稣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指向他的话，都“讲解明白了”，预言旧约和新约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24：27，44）。圣经文本是前后指涉、内在融会、依次展开的启示，任何人的文本（尤其是多作者的文集）不可企及，任何人的创作、编撰和诠释的解释传统不可比拟。

如果上帝是神意的决策者和实现者，那么圣经的拯救史是“辩证法循环”。黑格尔说：“哲学的最后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的和解。哲学是真正的神义论。”^[39]用辩证法的术语说，上帝的自我运动是绝对真理与世界历史的对应和统一。在向人的意识的显现中，圣经启示是由隐到显、从简到丰、由低及高的辩证真理，每一次合约都是循环上升的节点，在绝对真理的顶点矗立着十字架的启示。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中，上帝在天上，人在地上；上帝之爱的肯定和离弃的否定、人的悖逆的否定和回归的肯定，正义惩罚的否定和宽恕赎罪的肯定，这样的上帝和这样的人构成曲折前进的世界历史，终结于人与上帝完全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