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题和方法

耶和华在说到他救赎被掳以色列人的理由时说：“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36：22—23）。以色列人被掳固然给外邦人找到亵渎耶和华圣名的口实，但耶和华通过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外邦显示出惟一真神的权能和荣耀。《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记载以色列之神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宫廷折服不可一世的外邦君王神迹，但以理预言世界历史走向和犹太人命运，被此后数百年的事实所验证。

希伯来圣经把《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归于智慧书，而七十子圣经和《旧约》把《但以理书》归于先知书，把《以斯帖记》归于历史书。圣经的不同分类并不涉及所属经文的真实性程度，因为智慧人、先知和圣经史家只是从不同角度记载共同的历史中启示或拯救史事实。对一概否认神迹的真实和预言的验证的圣经批评者而言，《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只是中东地区的宫廷文学或传奇故事中的一种，充其量反映犹太人的主观愿望或信仰，而无历史价值可言。关于《但以理书》的争论尤为激烈，现在流行观点认为该书是公元前2世纪马加比起义时的作品，伪托神的预言以鼓舞士气。^[13]这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5世纪，哲学家波菲利就指责《但以理书》中的预言是后人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假造的，哲罗姆对此进行反驳。^[14]

17世纪帕斯卡提出一个解经原则：“同时证明两约——要一举而证明这两部书，我们只要看其中一部书的预言是不是在另一部书里得到实现。”^[15]或者说，先知预言的真实性在于基督到来的历史必然性。他说：“对耶稣基督的最大证明是预言。也正是在这上面，上帝准备得最多……上帝就这样在一千六百年之中创造了先知们；并且在以后的四百年之中又把所有这些预言连同所有传播它们的犹太人散布到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这便是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做的准备”^[16]。《但以理书》中的预言只能被合理地解释为“上帝的准备”，而不是后人的伪托，除非把《但以理书》成书时间延后到新约时代。公元前2世纪保存的死海古卷中包括《但以理书》，阿基尔对《但以理书》的亚兰文本（第2—7章）和希伯来文本（第1，7—12章）作比较语文学分析，证明其成书时间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17]

至于《但以理书》中的神迹，也需要从必要性和目的性来考察其真实性。神迹的施行者是上帝，上帝只在必要之时行神迹，而不作无目的之神迹。圣经记载的神迹的必要性在于当下处境中的拯救，而目的性显现在以后的拯救进程之中。换言之，神迹是圣经记载的拯救史的关键环节：如无埃及“十灾”和“渡红海”的神迹，则无以色列史；如无以利亚的神迹，则无先知运动；如无击杀亚述大军以解救耶路撒冷的神迹，则无圣城圣殿的希望。同样，如无巴比伦和波斯宫廷中的神迹，则无耶和华一神论的存留和传播，因而也将没有新约的发生和传播。即使用世界历史的一般标准衡量，《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中的历史记载符合当时中东地区政治、宗教、习俗和语言的细节，可以作为信史，而无理由当作传奇故事。否则，包含希腊异教神迹的希罗多德《历史》也应被归于传奇故事了。

《但以理书》按照但以理一生经历为线索，记载自约雅敬第三年即公元前605年到居鲁士三年即535年的70年被掳期中上帝的神迹和启示。这些神迹解释了被掳人群如何成为“剩余之民”的原因。被掳人群历经巴比伦和波斯两大帝国的军事动乱和政权变迁，却生活在相对安定、平和的环境；他们被偶像崇拜的外邦文化包围，却坚守耶和华一神论的启示和信仰；他们内心遭遇亡国被掳的痛苦，却不消沉，而能以悔改之心直面过去，满怀回归希望朝向未来。在人类历史上，一个亡国的民族在物质生活满足、文化融合的环境中，历经两代而仍能保持其独特信仰，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奇迹。《但以理书》把这一奇迹的原因归结为三条：上帝赐予他的仆人的智慧（第1—2章），向外邦帝王显神迹（第3—6章），对先知的默示（第7—12章）。这三个部分衔接得如此密切，以致几乎可以肯定出自一个作者^[18]，认为后人创作和编辑成书的理由极不充分。更重要的是，这三部分记载的事实对当时被掳人群的现实影响：神的智慧鼓舞被掳人群保守传统，神迹促使外邦帝王保护和尊重被掳人群，默示给予被掳人群回归复兴的希望。以下从这三个方面解释《但以理书》在被掳时期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