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

正当性和合法性关系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施米特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国家政权的正当性（das Richtige）和合法性（Legitimität）的问题。他承认主权最终来自上帝，看到17—18世纪世俗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罗马教会的范型演化而来。^[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用不同方式区分“合法性”与“正当性”。比如，他认为，“天赋的自由权体制”（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天赋的贵族制”（natural aristocracy）和“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民主主义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都有自身合法性（legitimacy）^[5]，但只有“民主主义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才同时符合“正义原则”（principles of justice），因而具有“正当性”（justification）。“justification”一般译作“可证明性”或“证成性”。这是认识论术语的生搬硬套，而没有认识到justification的圣经词源。

“justification”来自形容词just（“正当”）和名词justice（“正义”）。在西文中，just和right（“正确”），justice与fairness（“公平”）、equality（“平等”）、righteousness（“义”）、uprightness（“正直”）等词的意义密切相关。这些名词和形容词在西语中广泛使用，可视为圣经普及的语言现象。“正义”及其相关词在《旧约》中用tsdq、yshr、tmm和msht词根的词汇表示，如“你为我伸张正义（mishěpāt）”，“按公义（tsedeq）审判”（诗篇9：4）；“行为正直（tāmîm），作事公义（tsedeq），心里说实话的人”（15：2），“公义（tsedeq）和公平（mishěpāt）是你宝座的根基”（89：14）；“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tām），索取正直人（yāshār）的性命”（箴言29：10）。七十子圣经把希伯来文tsdq译作diakaiosynē。《新约》中的“正义”（diakaiosynē）是“神的义（diakaiosynē theou）”和“主的义（diakaiosynē kyriou）”；人因信被上帝“称义（动词dikaoō，或名词dikaios）。

追溯西文“正义”的词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新约和旧约，任何人的“义”都是上帝所赐。人的“义”是虔诚，也是德性，还是政治上的正当。在《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记载的以色列王国兴起、强盛、分裂和衰亡的过程中，君王的“正义”（righterousness或justice）无不是上帝的赐予，君王被上帝“称义”（justification）或赐予义，才获得治理和审理他的臣民的正当性；反之，君王就没有统治的正当性。

圣经中与现代“合法性”（legitimacy）相应的术语是“膏立”（māshach），“受膏者”（māshîāch）即合法统治者。“膏立”和“受膏者”在摩西律法中只适用于祭司（出埃及记第29章，40：12—15）。从《撒母耳记》起，“膏立”成为先知或祭司代表上帝接受君王的合法程序。圣经把合法君王称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一说法在中世纪被归约为“君权神授”的观念，在近代成为“主权在民”政治理念的批判靶子。

仔细阅读圣经，我们可注意两点：第一，每一位君王都要受到有无正当性问题的衡量和判断，有正当性的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yāshār）的事”；无正当性的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ra（）的事”。这样的判断在《列王纪》中出现30次。第二，圣经并不记载每一位君王的膏立过程，只在改朝换代时记载先知、祭司和民众“膏立”被上帝赋予正当性的君王。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君权神授”不是君权的合法性，更不是绝对王权；而强调上帝通过正当性和合法性对君王权力加以制约，乃至通过先知、祭司、军队和民众的社会合作力量推翻丧失正当性的君王。

《撒母耳记》详细记载以色列最早两位君王扫罗和大卫先后被上帝赋予正当性、被撒母耳和民众膏立的过程。在以色列王国开始之时，上帝直接拣选君王，赋予君王正当性；但上帝拣选的君王需要得到他所拣选人民的认同，需要经过先知、祭司或民众的膏立。一旦扫罗丧失正当性，上帝拣选大卫为正当、合法的君王，但大卫也需要人民的认同，因此，大卫取代扫罗成为全以色列的合法君王，经历30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