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扫罗被立为王

扫罗是基比亚人，基比亚是便雅悯支派与其他支派内战的肇事地，从这里挑选出第一个君王，具有团结和平衡各支派的意义。扫罗自称“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9：21）。他身材伟岸，“至小”（qāmān）指他出身基比亚人的卑贱地位，如“哈拿之歌”所预言，耶和华“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为君王（2：8）。“粪堆”指扫罗被人鄙视的社会地位，“穷乏”指他四处寻找丢失驴而未果的困境。扫罗计划拜见撒母耳求问驴子的去向。扫罗到来的前一日，耶和华指示撒母耳：“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9：15—16）。撒母耳到城外迎接扫罗，耶和华指认迎面来的人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9：17）。这些话说明，以色列君王的正当性从一开始就来自上帝的拣选，代表上帝眷顾、治理和拯救“我民”。

耶和华的拣选意愿并不自动生成合法的君王。圣经记载扫罗经过四道程序，才能成为合法的君王。第一道程序是先知的膏立。撒母耳说：“耶和华膏你作他产业的君”（10：1）；这里的“君”不是王，而是耶和华产业的治理者（nāghîdh）。第二道程序是先知们的拥戴；撒母耳指示扫罗在何时何地在何情况下“遇见一班先知从邱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扫罗将“趁时而作”，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10：2—7），加入了先知运动。第三道程序是掣签，撒母耳在以色列众支派代表面前用掣签挑选出扫罗（10：20—21）；掣签和祭司用乌陵、土明询问上帝一样，应由祭司主持，结果由祭司阶层认可。第四道程序是民众拥戴，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10：24）

圣经记载立王的最初程序表明，上帝认可的王权合法性必须得到先知、祭司、民众和军队四股力量的制约、认可和支持。在现代民主制三权分立的设计之前，圣经中已有四种社会力量相互制约的启示。即使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圣经传统的痕迹犹存。施米特说：“中世纪创造了一批代表人物：教宗、皇帝、僧侣、商人。天主教会是这种创造能力的唯一残存至今的实例。有一学者曾谈及四大残存支柱：英国贵族院、普鲁士总参谋部、法兰西学院和梵蒂冈。”^[8]施米特倡导天主教的政治神学，却不谈圣经的依据。他所说的中世纪传统的起源可追溯到圣经记载以色列王国诞生之时，梵蒂冈并不是这一传统的仅存力量，它只代表圣经中的祭司阶层；而圣经中的以色列公会和各支派长老是“英国贵族院”的雏形，以色列军队的现代形式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法兰西学院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充当没有上帝的现代先知角色。令人惊异的是，经过数千年的保留、转型和蜕变，曾经支撑以色列王国的先知、祭司、民众代表和军队这四支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依然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