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王纪》、《历代志》和先知书作者考
希伯来圣经与《旧约》的分类目次和分类有所不同，如下图所示。[4]
希伯来圣经的分类法与经文的作家所属不同群体有关。祭司、智慧人和先知是以色列社会的知识分子，如《耶利米书》，“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18：18）。希伯来圣经把先知作者的经文归于先知书，先知书的“前期”和“后期”不完全是时间的先后，而是按风格上的区分：“前期”风格接近于律法书在历史叙事中表达启示的方式，而“后期”先知专门表达默示的作品是王国分裂时期新的创作。希伯来圣经把祭司作者和智慧者的作品归于一类，可能是为了表明两者的智慧与先知得到的默示有所不同。
《旧约》的分类不强调先知作者、祭司作者和智慧人的区分。这三类作者都受到圣灵默示，所不同的是，有些先知作者和祭司作者按照以色列史的时间顺序表达默示，他们的作品归为历史书；而先知书和智慧书没有明显的历史叙事，最多只是在标题中简要交代历史背景。智慧书和先知书都借助诗歌、寓言和格言等文学方式表达启示或智慧，差别在于，先知书表达耶和华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所说的话，而智慧书一般不直接传达耶和华的话，而用作者自己的话表达接受和理解的启示或智慧。智慧书的作者不限所罗门代表的智慧人，也可以是先知（如大卫和约伯）或祭司。反之亦然，先知书的作者也可以是智慧人（如但以理）和祭司（如哈该，撒迦利亚）。
大卫王国专设“史官”（撒母耳记下8：16），后来历代君王都有“书记”（列王纪上12：10—下25：19），他们对朝廷的历史有详细记载。历史书提到同时代的宫廷史家的著作至少有四种：大卫王记（历代志上27：24），所罗门记（列王纪上11：41），犹大列王记（列王纪上14：29—下24：5等15处，历代志下27：7—36：8等3处），以色列诸王记（列王纪上14：19—下15：31等18处，历代志上9：1—下36：8等17处）。但是，历史书的先知作者和祭司作者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们只是利用宫廷史家记录中的某些材料，与启示无关的历史记载，只用“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或以色列）列王记上”这样的句式一笔带过。这样的句式提醒读者，历史书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历史书作者熟悉并有选择地引用同时代历史著作见证启示，验证预言。
《列王纪》中说所罗门征用迦南人做苦工“直到今日”（列王纪上9：21），两个王国的分裂“直到今日”（12：19），耶户拆毁了巴力庙当厕所“直到今日”（下10：27），以色列国灭亡后的情景“直到今日”（列王纪下17：23，41）。这些不同的截止期提示《列王纪》不是某一个时期作品。《列王纪》结束于“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三十七年”即公元前561年，而且全书中没有未来返回耶路撒冷的提示，表示该书最后成书于被掳期间。《历代志》参照和引证两个王国的宫廷史直至亡国，结束于居鲁士的诏文，表明该书写作于被掳之后。
我们肯定两书最后成书于被掳期间和被掳之后，并不意味承认它们的作者是同时期的“申命史家”。首先，正如我们在分析《撒母耳记》与《申命记》的差异时所表明的那样，王国时代和摩西时代的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合约关系，这两个时代的先知启示或智慧，以及社会结构，存在着不可归约的差异。其次，《列王纪》和《历代志》虽然记载数百年前的历史，但依据的史料来自过去的宫廷史记录，因此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两书作者选择、编排和评述这些史料依据一定的启示，这些启示或是作者写作时收到的默示，但更为可靠的依据是分裂时代流传下来的先知书，以及先知熟悉的律法书。
先知书作者记载当下受到耶和华的默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书是后人的伪托或伪造。摩西下达严厉禁令：“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申命记18：20）；又提出区别假先知的方法：“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22）。在摩西开创的先知传统和伴随王国兴起的先知运动中，伪托、伪造先知作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一时得逞，伪先知作品也不能流传，更不用说被当作正典保留在圣经当中了。
先知书作者的生活年代或被历史书所记录，或在先知书中明白交代或有所暗示，或与历史书的年代或时代相对应。尽管有圣经批评者的怀疑和否定，我们可以肯定大多数先知书作者生活在公元前8至6世纪，先知书在被掳之前已经流行。
在先知书之前，《列王纪》的先知作者按照《撒母耳记》中“大卫之约”的启示，分期写作《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前14章的历史。先知书问世之后，历史书作者自觉接受其影响，续写《列王纪下》后11章。被掳之后，《历代志》的祭司作者，按照先知书和律法书，以大卫王国为重点，强调、补充和完善《列王纪》的历史记载。虽然《列王纪》和《历代志》的作者分属先知和祭司传统，但由于指导他们的先知书和律法书一脉相承，又因为共同的默示的作用，两书记载的以色列史真实可靠，相互对应，并与拯救史的启示彼此验证。因此，我们需要把历史书和先知书参照对观，同时理解两者的启示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