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归耶路撒冷

以赛亚早已预言居鲁士“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44：28），“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13）。历史书记载，耶和华“激动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让犹太人回归建造圣殿（历代志下36：22，以斯拉记1：1）。居鲁士是如何被“激动”的呢？约瑟夫说，居鲁士读到210年前以赛亚关于他的预言，“他对上帝的权能感到惊异，并迸发出一个愿望，一定要使这书上说写的成就”^[30]。如果人们追问，居鲁士如何能够看到并读懂希伯来圣经呢？那么可以在《但以理书》中找到答案：“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1：24），“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6：28），“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9：1）。这些记载为居鲁士下诏书埋下伏笔。

居鲁士于公元前537年取代“玛代人大流士”当巴比伦王，这一年即“居鲁士元年”。居鲁士下达诏令，称“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历代志下36：23，以斯拉记1：2）。

居鲁士当然不是耶和华一神论的崇拜者^[31]，经外史料表明，居鲁士对被征服的列国的诸神兼收并蓄，他释放被掳在巴比伦的列国人，准许他们回去恢复被毁的神殿，是为了让各国人“每日均为我的长寿向彼勒和尼波代求。又愿诸神代我向我主马尔杜克明示：‘居鲁士王和他的儿子冈比西信奉你’”^[32]。居鲁士继承巴比伦宗教传统，同时承认耶和华是“天上的神”。正如尼布甲尼撒的折中主义的宗教政策，客观上有利于被掳的犹大人坚持耶和华一神论的信仰，居鲁士更为宽松的宗教混合政策也有利于耶和华一神论的复兴。

上帝不止一次“激动”人的自私之心，促成他的事业（如撒母耳记上1：6，下24：1，历代志上5：26）；上帝不止一次膏立外邦君王作他的仆人，实现他的计划（列王纪下8：13，耶利米书25：9，27：6），居鲁士是最突出的一例（以赛亚书44：28，45：1，13）。既然回归重建的计划早在被掳前业已决定（如何西阿书6：11，以赛亚书14：2），那么上帝先定居鲁士作为这项意义深远的计划的启动者，岂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居鲁士诏书中提到准备回归的两类人：一是“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1：3），二是“凡剩下的人”（1：4）。居鲁士不自觉地把上帝“子民”当作“剩余之民”。“剩余之民”的政治身份是南国遗民，即“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33]（1：5），但他们的回归是胜利凯旋，《以斯拉记》四处提到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1：5，17；7：7，13）的说法，表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的回归。

《以斯拉记》统计回归人数有两种方法：一是按家族统计，各家人数之和为29，818人（2：3—60），《尼希米记》统计各家人数之和是31，089人（7：8—61），而次经《以斯拉记上》统计各家人数之和是30，143人（5：9—37）^[34]；二是总数，三书的数字相同：“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七千三百三十七名，又有歌唱的男女二百名”（以斯拉记2：64—65，尼希米记7：66—67，次经以斯拉记上5：41—42）。总数和家族人数总和之间有2万人的差额，可能是很多失去家谱的人无法记入各家人数所致。统计数字的重要性在于说明回归人数之多。现存史料表明犹大人在巴比伦生活境况舒适，而荒废几十年的耶路撒冷不适于人居住。但耶路撒冷始终是被掳一代心目中的“上帝之城”，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弹唱“锡安之歌”：“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诗篇137：1—5）。在人类历史上，70年时间足以使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文化；但先知预言的“以色列余民”宁可从繁华的世界大都市返回满目疮痍的故土，岂非召唤的精神使然。

5万人的回归队伍由12人领导（尼希米记7：7）^[35]；前两位是“所罗巴伯、耶书亚”（2：2），前者是在巴比伦保持“犹大王”称号约雅斤的孙子（历代志上2：16—19），任“犹大省长”（哈该书1：1）^[36]；后者即“约书亚”或“耶稣”，是犹大人的大祭司。从此，犹大王室和大祭司成为耶路撒冷的“双头领导”。

居鲁士并把尼布甲尼撒从圣殿中掳掠来的“五千四百件”金银器皿归还犹大人，“他们四围的人”用金银财物资助回归人群。统计、组织回归人群和筹集物资、资金，至少持续两年时间。直到公元前535年犹太历七月（即公历十月），回归人群回到犹大地，“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