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辉煌成就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保存佛教历史资料、弘扬佛教、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唐代玄奘（600—664）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都是令人惊叹的、独特的。
其一，保存佛教资料方面。
中国人保存下来的佛教历史资料可以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翻译的印度佛教以及佛教以外的各类典籍，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期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1]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我们也就不清楚大乘佛教思想、教义、典籍、派系等方面的基本发展脉络，甚至不清楚整个印度佛教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第二类是求法僧人的个人著作，从东晋法显开始，一些求法返国的学僧记录了他们亲历亲闻的情况，留下了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既有关于宗教状况的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在古代印度不注重记载历史的传统影响下，这些中国求法僧人的实录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历史就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无论是在经典翻译方面还是在个人著述方面，玄奘的贡献都是最突出的。在整个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玄奘主持翻译的经典数量最多。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带回经律论520 夹，657 部。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由当时僧俗文化精英组成的翻译团队，经过二十年不避寒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紧张翻译工作，总共译出大小乘经论75 部，1335 卷。这个译经数量占到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相当于中国千年翻译佛教经典总数量的六分之一左右。关于玄奘的翻译，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从翻译质量、翻译特点以及译籍影响力等方面发表了高见，在这里，我们仅仅列举这一组对比数字，就可以说明玄奘译经在整个中国译经史上的显赫地位。
其次，玄奘奉唐太宗敕命，于贞观二十年（646）著成《大唐西域记》，把自己亲见的110 国和传闻的28 国情况记录下来。该书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侧重记录大小乘佛教的流行情况，包括僧尼数量、派系分布、史实传说、教义思想、寺塔建筑等，除此之外，涉及佛教以外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国家都邑、地理形势、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农业物产、商业货币、民情风俗、衣着服饰、语言文字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唐西域记》是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与所有留存下来的古代西行求法僧人的著作相比，包括其前法显的《佛国记》、其后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大唐西域记》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记载国家和地区最多，记载最翔实。可以说，在保存佛教历史资料方面，没有人能够超过玄奘。
其二，弘扬佛教方面。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范例。
玄奘是求法取经方面的杰出代表。在千年赴印留学求法史上，与其他数以千计的求法僧人相比，玄奘在为祖国争得荣誉方面，在古印度享有盛名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玄奘以学问精湛被那烂陀寺推为十大德之一，地位尊崇。戒日王对他特别敬重，于641年在曲女城为他召开规模空前的五印度论师大会，届时到会的国王有18 位，僧众3000 余人，各级官员、婆罗门和诸派沙门2000 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作为论主的玄奘将《制恶见论》写出悬挂于会场大门外，请与会者问难。经18日而无人发论，玄奘取得全胜，被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其三，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方面。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在中国人对佛教文化丰富和发展的贡献中，影响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方面是创立宗派。也就是说，隋唐时期中国信众创立的八个佛教宗派，即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禅宗、密宗、净土宗，是集中体现中国人对佛教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方面。
在推动佛教文化的丰富发展方面，玄奘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首先，玄奘作为赴印求法僧人，最后也成为印度佛教界的理论发展领军人物，直接推动当时印度佛学的发展。他被推为那烂陀寺十大德之一，被推为无遮大会的论主，发表批判各种异端邪说的论文而获得全胜，就表明他已经实现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在古印度已经参与了佛教思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在千年西行求法历史上，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玄奘一人。其次，在隋唐产生的八大宗派中，各派实际创始人要么是外籍僧人，要么是没有走出过国门的本国僧人，具有西天求法游学经历并被奉为宗派实际创始人的，只有玄奘。玄奘在译经过程中培养了众多弟子，他们发挥和弘扬唯识宗理论，把这个宗派远传日本和韩国。
我们知道，玄奘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文化方面，甚至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文化方面。然而，我们在这里仅从中国人对佛教文化丰富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三个重要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到，玄奘取得如此成就，堪称整个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