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引言

大慈恩寺是唐代皇家寺院,玄奘法师在此译经十年,带给大慈恩寺无比的辉煌。关于大慈恩寺建立的原因,《旧唐书》中记载“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1]寺院建立的时间,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此时太宗身体已经衰弱,大唐处在随时可能换代的敏感时期。李治下令建寺纪念长孙皇后,无疑是向太宗表示孝心的方法。阅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关建寺有两段记载:第一段是贞观二十二年夏六月庚辰,皇太子追忆文德太后,因此令高季辅建寺[2],第二段是同年冬十月戊申,下令玄奘法师移居慈恩寺。[3]对比两段记载,纵观《三藏法师传》、《资治通鉴》、《旧唐书》等,在六月写《述圣记》之前,太子并未与玄奘法师有过多联系,为何会十月突然建造翻经院,十二月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迎请玄奘入住慈恩寺?在六月到十月这四个月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太子转变对玄奘的态度?在敏感时期,太子一个细微的举动后面,可能蕴含着各种势力的交错倾轧。

因此,慈恩寺建立具有更复杂的背景,值得深究,本文选择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国到寺院落成这一时间段,以参与寺院建设的主要人物为线索,进行研究,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慈恩寺提供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大慈恩寺总体研究成果较少,今人研究目标集中在玄奘身上,本文收集到有关慈恩寺的综合研究有:1978年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国佛教寺塔志》收有东初的《大慈恩寺玄奘三藏之道场》和武伯伦的《慈恩寺和大雁塔》两篇文章。东初的文章从慈恩寺的形制和功用分析,内容简略,武伯文从建寺缘起写起,与其说在写慈恩寺,不如说在写玄奘。[4]2009年罗宏才的《慈恩印象》

综述慈恩寺总体历史,但偏重图片资料。[5]此外,还有本文涉及的一些人物的具体研究,2007年赵晨昕的《兰陵萧氏宗教信仰转变与时代变迁互动关系初探》,文中对萧瑀信佛之事做了详细整理[6];2008年赵英华的《唐前期东宫官研究》,梳理出李治早期东宫官署的任用[7];2011年邵颖涛的《萧瑀〈金刚经灵验记〉文献辑佚》,将已经散失的灵验文在其他文献中复原[8];2013年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对萧瑀的护法行为予以评价。[9]这些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广阔的视角,以及大量可参考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