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传》与传记文学研究
学者们对佛教传记文学的研究著述也不断涌现。中国传记文学类型一般被分为四种：史传、散传、杂传和专传。《慈恩传》即是专传，以八万余字的篇幅为个人立传，这不仅在唐代传记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长篇个人传记。与其他有关玄奘生平事迹，人物介绍的历史资料不同，《慈恩传》的作者在创作中带有对玄奘法师的深厚情感，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的也显得丰富而感性，因而笔触更具有文学性。梁启超先生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54]中就首次提出“专传”，并将《慈恩传》列入其中，并以其篇幅之长、传记艺术价值之高认为“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其后关于奘师传记之作品，……什九皆取材于慧立之本书。”[55]其他诸如冥祥的《大唐故三藏玄类法师行状》、道宣的《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类传》以及《旧唐书.方技传》中的《玄奘传》等，就传记文学艺术而言，都不及《慈恩传》。
关于《慈恩传》文学价值的讨论，较早的有陈兰村的《〈慈恩传〉的传记文学价值》[56]以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文学价值》[57]两篇论文，以及该作者在其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58]中第四章对《慈恩传》文学价值的专论。综其所言，传记文学的教育功能必不可少，《慈恩传》对于塑造玄奘精神，即取经精神，和树立其伟大的人格方面，运用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文学表现手法。陈兰村从分析玄奘的取经动机、取经过程、取经归宿出发，认为传记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古代的“中国的脊梁”；并且认为《慈恩传》作为专传文学，其价值体现在其塑造了佛教圣人的新形象、艺术手法的取得了新进步、开拓了传记的新题材。例如在写人艺术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将人物的鲜明个性与普通人性描写相结合，使人物性格更为真实和丰富。（2）刻画人物性格时注意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相结合，有利于揭示传主在特定环境中的复杂心理，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传神。（3）注意写活次要人物，发挥次要人物对传主的衬托作用；在传记文学题材的开拓方面，首先，《慈恩传》则将传记与游记两种题材结合，以传人为主，但也有传主在旅途中见闻的生动描写。其次，吸取西域及古印度民间传说，使重视实录传统的传记文学适当镶嵌一些富有想象性的生动故事，增强了传记作品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慈恩传》语言特色体现在骈散结合而又自然流畅的风格。最后，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慈恩传》前5 卷文学性较强，后5 卷大量采录书启、奏表，虽增加了史料，但削弱了文学形象的塑造；尽管如此，依然是单行传记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以后唐僧取经故事有深远的影响。
“传记之文以写人为中心，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乃是人与事的完美结合，人以事而立，事以人而传”。[59]谢志勇在其博士论文《逡巡与文与史之间：唐代传记文学述论》[60]的第五章“佛界‘传’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传记艺术”中，对《慈恩传》的传记艺术特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作为传记文学的《慈恩传》在以下四方面可弥补《大唐西域记》的不足：一是对玄奘的家世以及其出国前的经历、回国后的宗教、学术活动，受到太宗、高宗的礼遇和社会的尊崇等情况，《传》记载较为详细，而《记》未予涉及。二是《记》没有玉门关以西至高昌段的记载，而《传》用了近三分之二卷的篇幅，详细记述了玄奘离长安到高昌的经历，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史料。三是《传》按照玄奘西行路线记述高昌以西各国之事，而《记》则按地区排列，有时出现一些混乱。四是《传》在某些地方记载比《记》更为详尽。例如对信渡河和某些风土人情的记载、对印度宗教及其学术活动以及宗教人物，如戒贤法师的记载等，《记》仅见寥寥数字，而《传》的记载更为详备。除此之外，《慈恩传》即是人物传记又是游记。在描写唐代境外的旅途见闻时，语言生动形象，极具感染力。且在记述玄奘西行求法经历的同时，常穿插进一些当地有关的传说，其中有些故事生动传神，使文章富于奇异之美，大大增强了传记的文学性。在传记文学艺术手法上有不少创新，它叙事以人物行踪为线索，层次分明行文典雅，语言骈散相间，善于在平直的叙事中凸显人物的真实情感，善于在典型的环境中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记梦而传神，想象丰富，使全文笼罩着宗教的神异色彩行文叙事中常出以点睛之议论，其褒贬情感自现。
史素昭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61]2009年博士论文第五章：唐代的专传——《慈恩传》，也专门对这部传记进行了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从《慈恩传》看唐人风貌；信仰与信实的统一；《慈恩传》与西游故事之流衍。[62]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出发，作者指出了《慈恩传》独特的叙事景观，即此传既承担着载道的责任，又肩负着征信的使命，在信仰与信实之间作努力，在僧传与史传之间取得平衡，高度地评价了《慈恩传》在唐代传记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慈恩传》对后世西游故事的影响，也是其他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除了史素昭外，俞士玲在《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63]一文中，也认为《慈恩传》在一定程度开创了以“西行求法”为内容后世西游故事，并且影响了西游故事的发展走向。《慈恩传》中玄奘“至诚通神”的故事开西游故事神魔化的先河；而且，后世西游故事中弥勒的信仰出现和消隐、毗沙门天作为主要护法神的短暂出现以及最终以观音独擅其场，也都受到《慈恩传》叙事的影响。以至于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明代小说《西游记》艺术化的过程，尽管受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影响，对玄奘形象有所背离，也都基于是玄奘西游故事的流传和演变。关于《慈恩传》对《西游记》的影响，很多学者都有研究，例如苟德培的《性格的析分与整合：唐玄奘及〈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64]认为吴承恩以历史传说以及《慈恩传》中唐玄奘的形象与性格为原型，以阳明心学为指南，实现了玄奘之于《西游记》的人物析分，同时又通过取经神话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实现取经与修心的完美结合。冯保善《从历史到神话——玄奘取经与〈西游记〉》[65]也探讨了玄奘史实之最终衍变为“神话”的原因，指出最终的“神话”结果是由玄奘事迹本身的超一般想象、宗教题材的神秘性、民间传播渠道的调制三端所共同促成得。而《西游记》小说中的游戏色彩、诙谐滑稽特征、取经主人公与实际主角发生错位等特征也是在不同程度上，经过民间渠道的传播后所打上的历史印痕。张婷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非核心人物描写艺术》[66]一文中着重对《慈恩传》非核心人物的描写是做了研究，认为该书花费许多笔墨对非核心人物准确细致的描写，是此传记的突出亮点之一。因为正是在此的烘托之下，玄奘一路西行所遭遇的艰辛才显得尤为曲折真实，玄奘本身修为的高深和他坚如磐石般追求佛法的信念才得到更好的彰显。本书非核心人物对传主的衬托手法，也为唐宋及其以后时代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