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
为什么要以“佛教中国化”为例，且从“玄奘取经”说起呢？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和“玄奘西行求法”的重要意义，我国学术界已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譬如，新近出版的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里指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也是中国最大的宗教。佛教和佛教所代表的印度文化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来文化。外来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又如，新近出版的《中国佛教通史》里指出：“在中国佛教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玄奘都毫无异议地屹立于最伟大的人物行列。作为一位佛教高僧，他不畏艰难，只身一人，前往天竺求取佛经，其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佛教范围而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千百年来一直鼓舞着中华民族努力奋斗。从佛教言之，玄奘不仅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史上成就最大的学者，同时又是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翻译的经论既多且精，弘扬佛法真义也最为得力，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
然而，笔者认为，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增添一个新的学术视角，这就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为了表明这一视角的学术立意及其研讨潜力，先让我们耐心过目下面一段较长的引文：
基督教与佛教不同；中国人不曾去求基督教，因为中国人不曾感觉到去求的需要。西国人来传教，是西国人自己内心中迫不得已的遣使；他们心中受命于天，只要打开中国的门路，即不问其所凭借的威力都从哪里来。于是乎，传教有条约，有西洋的政治力作后盾。我友张伯怀说：“十九世纪之初，基督教的宣传是一种侵略行为。西国的传教士们把自己所服膺的宗教，用他们国家的武力为后盾，强制的在中国宣传。至于中国人方面是否欢迎，基督教对于中国人到底有何贡献，并未加以仔细的考虑。二十世纪的开始，就是庚子之乱。从那时候起（这一点是错的，因为在此以前中国人就是反基督教的），中国人拒绝基督教的思想，在潜滋暗长。……大有‘此害不除，中原不安’的愤慨。结果是民国十一年非教大同盟的组织，和联俄容共以后的反基督教宣传与设施。”（见鲁铎七卷一页）基督教既不仗本身的灵光，而仗外国势力以为播散之法，则中国的信徒当然不免于仗洋势，以自卫，以欺人，而中国的人士当然不能不有人民教民的区分，视教民为汉奸，为洋奴，弄得“火烧昆岗，玉石俱焚”。中国人信了基督教，既有作洋奴汉奸的嫌疑，则其所信的国教，当然不能深入而浸润中国的文化。基督教与中国民族的格格不入，这未始不是一个甚为不幸的理由。[3]
这段文字写于80年以前，需要我们走进作者的背景来加以历史的理解。赵紫宸（1888—1979）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他不仅被誉为“中国基督教哲学、系统神学的先驱”、“中国教会改革创新的先驱”，也是“提倡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先驱”。所以，他是怀着真诚的“中国心”与深厚的“民族情”，并以强烈的“学术批评精神”来反省“西方的基督教”在鸦片战争前后传入中国的特定背景及其不良后果的，这种理论反省的目的即在于，重新认识“本真的基督教”，从而促使“作为一种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4]，这一点是首先要说明的。其次，正好8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中国基督教会也随之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但谈及“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海内外专家学者大多认为，佛教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教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相比之下，“基督教的中国化”却依然显得任重道远，这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表明，赵紫宸先生当年所做的理论反省至今不失“以史为鉴”的意义。再次，赵紫宸先生当年是从“基督教与佛教中国化相比较”的角度来发出上述那段议论的，他在《中国民族语基督教》一文里具体分析了“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宗教的六大端理由”，虽然今天看来那些理由未必客观或全面，但他在“比较与分析”之后所得出的那个结论却十分发人深思——“佛教是中国人求来的，基督教则反之，是西国人依仗经济与政治侵略而传入的”！显然，这一结论是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的，即主要限于评价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及其不良后果，但在充分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之后，我们便可以接着深思赵先生的历史感悟了，这就是他所讲的一对关键词“求”与“不求”。
赵紫宸指出，如果中国人需要宗教的话，总是必须中国人自己去求。“求”有三端：“求诸行”、“求诸经”、“求诸文”，这三者就是指“要做到身体力行”、“要到发源地求经求教”、“要自己翻译经典”。他一一举例说明，中国佛教在这三方面都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把这三者的顺序调整一下，或许更合乎逻辑思维，也更合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即从“求诸经”、“求诸文”再到“求诸行”。这样一来，“玄奘取经与译经”的典型意义便会凸现出来了。[5]
关于“玄奘取经与译经”的动机、经历和成果等，史料与论著可谓浩如烟海，为了扼要地达到论证目的，笔者下面摘要的是方立天先生的研究结论：玄奘（约600—664），幼年家境贫寒，13 岁度僧，被破格入选。西行求法之前，他已遍访各地名师，穷尽各家学说，被推选为“庄严寺十大德”之一，但他深感各地佛理不一，亟想求得解决，立志西游取经。史载，玄奘西游取经往返17年，行程5 万里，途经110 个国家地区，带回大小乘佛典520 夹、657 部。玄奘回国后，力辞唐太宗要他还俗从政的建议，却答应撰写《大唐西游记》，他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全都放在佛典翻译上。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经过19年的艰辛努力，玄奘有计划、系统地主持翻译了大量瑜伽学、阿毘达磨学和般若学的经论，如小乘要典《大毘婆沙》二百卷、瑜伽学集大成《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中观学派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等。由于玄奘主持翻译的是那烂陀寺鼎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理论，故被通称“新译”，为中国译经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玄奘取经与译经之后，其门下人才济济，玄奘本人对经、律、论三藏无所不通，被称为“三藏法师”，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无一人的，俗称的“唐僧”、“唐三藏”是对他的最高赞誉、最大尊称。[6]
归纳以上讨论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取经与译经”作为一个文化交流范例，其象征意义至少体现于如下两方面：其一，从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来看，假如前述“三求”的说法是有学术启发的，而对于任何一种外来宗教来说，“求诸经”与“求诸文”又可以看作“两个不可或缺的本土化前提、条件或步骤”，即只有“取到真经”并“译出真义”，才有可能在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处境之下“求诸行”——“践行真谛”、“得以认可”并“传播开来”，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三求”比作外来宗教得以扎根、发芽与开花的“三乐章”，若无玄奘取经、译经的“前奏与续曲”，恐怕便无从“唱响佛教中国化的高潮”。
其二，回顾漫漫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往的海内外研究者大多浓墨重彩“盛唐气象”。大体说来，唐朝（610—907）之所以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开放、善交友邦、相互学习、兼容并蓄是其重要的原因。当年的唐都长安堪称中外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心，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通达四方的海陆交通网，友好往来的国家多达70 以上。[7]正因为如此，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在唐代达到了“第一次高峰”。[8]前面提到，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就“佛教中国化”的大体进程而言，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长期的冲突与磨合，东晋以后佛教开始融入中国文化，到隋唐时期创建了八大宗派，并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及其显著特点——“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就是在盛唐气象下形成的。[9]笔者以为，如果我们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而将盛唐时期的“唐僧取经”与“佛教中国化”纳入上述宏观背景来加以理论探讨，一种值得向往的人类文化交流境界便会浮现于我们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