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身份的继承

“大乘”称号与当时的宗派识别无关，唯一的可能便是与玄奘“大乘天”的身份相关。因为在玄奘之前和之后都未曾见过同样的称号。中国现有的法号传承制度是禅宗兴起之后的产物，禅宗之前法号的传承暂时未见研究成果，若玄奘在印度所获得的荣誉可给予弟子，则在弟子中冠以大乘的称号就可以说通。

在印度习俗中，给一个人起名有什么讲究？俎浚在《印度人的姓名》一文中提及一种情况，“在许多祆教名字中，发现一种职业性或阶级名字作为名字的最后部分”^[38]，但是他并未说明祆教的职业性名字特征，幸运的是，陈扬在《印尼人姓名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一文中提及比较具体的两种情况：爪哇人在起名字时，经常借用印度教天神的名字^[39]；印尼人起名时崇尚名誉，宗教头衔也是其中之一^[40]。这些是在印度教影响下产生，宗教头衔也可以继承。

《宋高僧传》的记载^[41]，玄奘最杰出的弟子应该是：基、光、宝、测、沼五人，但是这五个人当中，仅有窥基和普光获得大乘称号，说明称号并非给最优秀的人，而是有其他条件：在译场担任过职务是关键。

在所有获得称号的弟子中，窥基的资料最全。他的经历基本是贞观二十二年在弘福寺剃度出家，到永徽五年，奉旨受戒，入大慈恩寺参与译经^[42]，同时担任玄奘法师“门侍”^[43]，显庆四年以“大乘基”名字出现在《成唯识论》笔受中。从其剃度到参与译经，前后与玄奘法师交集甚多，唯独在参与笔受之后出现“大乘基”称号，可见此称号与译场有关。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玄奘坐化后，明恂再次参与地婆诃罗的译场，就没有用大乘恂的称号。

前文中提及“大乘天”是印度大乘僧人给予玄奘的尊称，同样是玄奘法师个人身份与志愿的一个体现。玄奘留学印度之际，虽然大乘佛教隆盛，但部派佛教依然活跃。在中国，这个身份的继承却需要参与译场，带有一定程度的褒扬色彩。与唐代的“大唐三藏”称号相似，需要主持过国家译场的才能获得。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大乘天”不仅仅是佛教身份属性，还具有其他若干含义。同时，玄奘法师门人中的大乘称呼也有前后变化的例子，如龙朔三年因感觉到朝政变化，对窥基的称呼由“大乘基”改为窥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