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论
对玄奘弟子的“大乘”称号进行梳理之后发现，继承玄奘“大乘”称号的弟子有两大特征，一是玄奘的弟子，这从窥基的经历以及经录中“大乘”称号出现的时间可以得出，有关玄奘度僧的明文记载前，“大乘”的称号在经录中只有普光一人，普光获得称号也是在其受戒参加译场之后；在印度习俗中，带有宗教职业性身份是起名的习惯之一。二是必须担任过译场的职位才有大乘称号，窥基追随玄奘多年，在参加译场后才有“大乘基”称号，同样杰出的众多弟子中，法宝等人就未获得该荣誉。从这个角度看，“大乘天”不仅具有佛教身份意义，同时还兼有褒扬与嘉奖的若干可能。
同样，“大乘”称号不仅是宗教身份，更从另外侧面反映出中印文化交流的点滴痕迹。此外，西明寺一系的唯识传人在敦煌的教学与管理活动，昙旷、乘恩先后活跃在佛教义学与教团的一线，长期从事唯识学的讲说与佛教事务性的统领。他们出身西明寺，受过系统而又专业的学术训练，西明寺的义学风气与学术氛围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明寺大乘沙门称呼在当时备受僧俗各界所敬重，“大乘沙门”这一称号或许对敦煌莫高窟“大乘贤者”称号的出现有某种程度上的启发与借鉴，两者之间的具体关联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讨论。但无论如何，长安与敦煌之间，以佛教为核心的交流与互动一直是中古时期陆地交往的主要内容，长安西明寺的御造藏经对丰富敦煌三界寺的藏书有过重要贡献，西明藏对敦煌佛教义学的发展与佛教思潮的影响也有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Between Chang'an and Dunhuang：Mahàyàna Shramana of Ximing Temple and Mahàyàna Wisemen of Mogao Caves
Zhan Ru
Vice President，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South Asian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Ximing Temple and Dunhuang and makes an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the mahàyàna shramana among the disciples of Hiuen Tsiang and the mahàyàna wisemen in the inscription by the Buddhist pilgrims of the Mogao caves. With the association study，the paper comes up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only those Hiuen Tsiang's disciples who took part in the sutra translation could receive the title of mahàyàna. As the final analysis，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title of mahàyàna is more than a religious identity but more importantly，provides a special and subtle perspective o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Keywords：Xuanzang，Ximing Temple，MahayanaShramana
【注释】
[1]黄夏年：《百年玄奘研究综述》，《广东佛教》，2001年第1 期。
[2]白杨：《玄奘研究综述（1994—2007）》，《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上）3月第1 期；（下）6月第2 期。
[3]赵欢：《近五年玄奘研究综述（2008—2013）》，《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 期。
[4]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63-467 页。
[5]王亚荣：《玄奘译场助译僧考述》，《长安佛教史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87-207页。
[6]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 期。
[7]姜伯勤：《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九州学刊》4 卷，1992年第4 期，后收入《敦煌的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60-379 页。
[8]上山大峻著：《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2012年。
[9]田中良昭著：《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年。
[10]道端良秀著：《唐代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7年。
[11]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唐代佛教》，张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2]王亚荣：《玄奘译场助译僧考述》，《长安佛教史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05 页。
[13]慧立、彦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师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亦各施珍宝。法师一皆不受。王命侍臣庄严大象，施幢请法师乘，令贵臣陪卫，巡众告唱，表立义无屈。西国法，凡论得胜如此，法师让而不行。王曰：‘古来法尔，事不可违。’乃将法师袈裟遍唱曰：‘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脱天’。烧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弥远矣。”；《大正藏》第50 册，第247 页。
[14]奘师龙朔三年于玉华宫译大般若经终笔。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大乘基奉表奏闻。请御制序。
[15]僧详：《法华传记》卷三：“释大乘基者，遍学三藏上足资……玉华新文，盛弘东夏；法相大乘，再照沙界。寔韪基之力也。”；《大正藏》第51 册，第58 页。
[16]慧详：《古清凉传》卷一：“即慈恩寺沙门大乘基所致也，基，即三藏法师玄奘之上足。”《大正藏》第51 册，第1094 页。
[17]赞宁：《宋高僧传》卷四：“释普光，未知何许人也。明敏为性，爰择其木，请事三藏奘师……凡二十载，总出大小乘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笔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 页。
[18]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中国中古政治与社会史论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466 页。
[19]《宋高僧传》卷四：“礼明恂法师为弟子，即大乘恂也”；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0 页。
[20]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一：“大乘灯禅师者，爱州人也，梵名莫诃夜那钵地已波（唐云大乘灯也）……入京，于慈恩寺三藏法师玄奘处进受具戒居京数载，颇览经书。”《大正藏》第51 册，第4页。
[21]藏俊：《注进法相宗章疏》卷一：“十轮经抄三卷 大乘昉撰”；《大正藏》第55 册，第1141 页。
[22]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6 页
[23]《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76 页。
[24]姜伯勤：《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九州学刊》4 卷，1992年第四期，后收入《敦煌的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75-376 页。
[25]姜伯勤：《敦煌本乘恩贴考证》，《敦煌的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87 页。
[26]杨维中：《唯识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79-784 页。
[27]《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疏议曰：师谓于观寺之内，亲承经教，合为师主者，若有所犯，同伯叔父母之罪。依斗讼律，詈伯叔父母者，徙一年，若詈师主，亦徒一年。余条犯师主，悉同伯叔父母。其于弟子，与兄弟之子同。”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8年，第56 页。
[28]神清撰，慧宝注：《北山录》卷六，《大正藏》第52 册，第608 页。
[29]《北山录》卷六，609 页。
[30]主要参考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杨维中：《唯识宗通史》、《开元释教录》等。
[31]杨维中：《唯识宗通史》，605 页。
[32]《寺沙门玄奘上表记》，《大正藏》第52 册，第818 页。
[33]《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大正藏》第50 册第259 页。
[34]《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僧徒尚阙，伏奉勅旨度三百僧”；《大正藏》第50 册，第259页。
[35]《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向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叡、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接巖寺沙门道卓、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大正藏》第50 册，第253 页。
[36]陈扬：《印尼人姓名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5 期。
[37]墓志记载他永淳二年圆寂，春秋五十七，以此为基准，则可得出结论。
[38]俎浚：《印度人的姓名》，《陕西情报工作》，1984年第4 期。
[39]陈扬：《印尼人姓名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5 期。
[40]陈扬：《印尼人姓名中的文化差异与融合》，96 页。
[41]《宋高僧传》卷七：“有大乘基为其高足……复次光也、宝也、测乎、沼乎。”；166 页。
[42]《隆兴编年通论》卷一三：“是岁特旨度沙弥窥基为大僧。入大慈恩寺参译经正义。”；《续藏》，第75 册，171 页。
[43]《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一：“至年十七遂预缁林，别奉明诏得为门侍。”；《大正藏》第43 册，第6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