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的人文精神
由长安佛教的根本特征，可以引发概括出长安佛教的人文精神所在，笔者由此做一尝试。
1.不惧危难，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其传入和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佛教传入的早期和鼎盛时期既有来自天竺和西域的外来僧涉冒流沙、不畏艰险的深入汉地传播翻译佛典的义举，也有汉地僧俗义无反顾，穿越雪山、沙漠求取真经的可歌可泣的为真理献身的传奇经历。这是当时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壮丽辉煌一页，也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最为值得称颂的一页。而长安佛教在此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长安（特别是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当时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各种外来文化和理论思潮的集中地和传播地，因而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举其要者，佛教初传时，第一批可信的来自西域的外来僧之一的竺法护就在长安进行了传法，翻译了大量最早的汉译佛典。而作为中国佛教翻译巨人的鸠摩罗什，经过几十年的颠沛流离、含屈忍辱，最终落脚长安，开始了人类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深刻地影响了佛教、中国文化的走向，并进而影响了日本、韩国的文化。而更广为人知的玄奘西游以及翻译经典，更成为了不惧危难追求真理的化身。
2.精英荟萃，协同攻关的集体精神
佛典翻译是佛教文化传播的基础，也是吸取外来文化的前提条件。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在早期，由于文化的隔阂，外来僧和汉地文人、学者共同翻译佛典形成了坚固的传统，而由于佛教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子也纷纷加入到参与佛典翻译和佛学研究的领域，从而造就了群英荟萃、协同作战的集体精神。这一点，在以鸠摩罗什译场为代表的后秦翻译集团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贯穿隋唐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长安的佛典翻译，在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形成了人才齐聚、分工明确的翻译道场，是世界文化史上文化交流和翻译难以匹敌的典范。
3.分工明确，精益求精的严谨精神
中国佛典的翻译，以长安的隋唐时代的翻译道场最具典型性和最为完备。宋赞宁在《宋高僧传.翻译总论》中以长安的翻译道场为核心，描述出了在国家政权支持下佛典翻译的标准程序和人员构成，其中包括以译主为核心的整个翻译过程和人员配备，翻译人员除译主之外，包括笔受、缀文、度语、证禅义、润文、证义、梵呗、校勘、写手、监护大使、正字等职务，分别在文字翻译、文字润色、文化对比、字词义把关、意识形态的导向、国家文化事业的职能体现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这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翻译的最高典范，至今都值得任何文化的翻译工作和工作者深加借鉴。这种分工明确、精益求精的佛典翻译工作和过程，使得外来文化的翻译一方面严格遵循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在翻译的过程本身，充分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点，从而为外来文化的翻译在最接近外来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已经为外来文化本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胸怀宽广，海纳百川的博大精神
长安佛教自其产生之日起，由于翻译的严谨和发达，造就了佛教内部学派、宗派林立，各种中国特色的佛教学说共同发展的局面；在佛教之外，长安已经积淀了悠久的华夏文化传统，西周的礼学、秦代的法学以及汉代的经学，都已经造就了长安文化深厚的基础；同时，长安的道教也已经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佛教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一方面各自吸收佛教内部其他学派、宗派的理论学说优长，另一方面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自觉同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消解了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当中潜在的文化狭隘主义，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扩大、开放，从而造就了隋唐盛世的民族开放心理和博大胸怀，这是长安佛教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的一面。
5.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包容精神
在南北朝及隋代，小乘禅学、般若学、涅槃学、成实学、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俱舍学派、律学等大小乘佛教学派在长安共存各自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盛唐时代，作为最具中国化佛教特征的八大宗有六宗在长安创立，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先后在长安开宗立祖、创立祖庭，建立完善学说，成为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明珠。而在最具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法兴盛的同时，三阶教、小乘禅法、由玄奘翻译再度盛行的俱舍学派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造就了长安佛教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6.不囿成说，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
佛教的故乡在印度，有其自身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理论建构、思维方式、表述方式乃至价值观念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时，印度佛教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全部学说和理论体系，而当玄奘东渡时，印度佛教已经接近了它最后的辉煌，所以，当中国人翻译成熟的佛教典籍时，难免遭遇同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冲突。对此，中国佛教学者一方面在严格遵循佛典原意的基础上，以最忠实佛典精神实质为翻译原则和出发点，另一方面，通过佛教注疏、讲经、著书立说的方式，通过吸收中国文化中本身具有的独特的解释学方法，重新解析佛典原意，建构自身理论体系，使其一方面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相一致，另一方面完成了全新的融合中外学说的崭新理论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构成了中国文化和民众心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7.与时俱进，忠心报国的爱国精神
长安佛教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和自身特点。即使当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唐代之后南移、东移，它依然默默地保持自身传统和特点，随时代的发展而前行。在历史上，长安佛教在以玄奘为代表的高僧，在佛教的发源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极高的个人名声之后，依然心系祖国，回归故里，为长安佛教和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样，长安佛教在促成和维护国家统一、凝聚各民族的团结和向心力方面，做出了许多不可替代的贡献，也为盛唐时代的开放、鼎盛、文化的高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长安佛教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文化建设、民智开启方面，都同国家利益取得高度一致，有时自觉地做出自身利益的牺牲，表现出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代社会提倡宗教与时俱进、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相对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和事实范例。
8.面向世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长安佛教的兴盛期，也是隋唐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随着南北朝两百余年国家分裂状态的结束，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令人瞩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学术界将中国文化的大的分期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之后，将此一阶段称之为隋唐佛学阶段。仅此，就可看出以长安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在盛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长安佛教鼎盛时期，中国佛教学者和高僧显示了大乘佛教的精髓，在精神气质和学术建构上当仁不让地站在了当时世界的巅峰，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士大夫学者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国民心理结构和精神境界、文化艺术的特征形成等诸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伴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鼎盛期的来临，长安佛教彻底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伟业，建构了佛陀“第二故乡”，也为东亚邻国韩国、日本的文化建构发挥了巨大影响，为整个后期东亚文明的文化特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悲天悯人，普度众生的慈悲精神
正如前面概括长安佛教的根本特征时指出的：长安佛教既有最精致的思辨性极强的理论体系，也有民间普遍的信仰，它能够自觉的协调理论和普及、出世和现实的关系，一方面最大限度上争取帝王的支持、加强理论的深度，一方面同样重视佛教在社会上的普及和影响，基本上做到信仰、修行和传教的统一。长安佛教本质上是大乘佛教，以悲天悯人、普度众生为己任，超越了狭隘的自我解脱，致力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民众的心理健康，这种慈悲情怀，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在我们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和谐社会，让长安重振雄风，将其建设成为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今天，它所内含的积极能量还有待我们认真发掘、整理和完善。
10.众生平等，万宗归一的普世精神
当今世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逐渐变为“地球村”，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冲突也愈演愈烈，寻求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积极对话和相互理解，宗教对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展开，宗教对话本身也成为当今世界的严肃迫切话题之一。长安佛教在历史上曾经充当了宗教对话的发起者，并在广义的宗教对话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在中国佛教特有的判教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判教理论的萌芽虽然在印度大乘佛教中有所体现，但作为学术批评、价值重估、宗教对话的理论形态则完全形成、完善于长安佛教。长安的判教理论首先对佛教内部的各个学派、宗派展开重新评判，随后在华严佛学，特别是在华严五祖宗密那里扩展到了包括儒、道二教的学术批评和对话。它强调的是作为任何理论、学说、价值体系都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和自身特殊价值，在此基础上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这种内在的普世精神和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后期“三教合一”格局的形成，内在地蕴含了“三教合一”的“合”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进程。在当今世界，这种众生平等、万宗归一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在正在进行的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对话，长安佛教已经在历史上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对话理论、对话方法以及不被研究者重视的对话成果，可以为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对话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切入口，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