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宫廷争斗是玄奘远避玉华宫寺的大背景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与人开玩笑：玄奘好不容易地争取到高宗、武后归心护法，但又是这两个大人物，特别是后者的举措吓走了玄奘。近其者为法，远其者亦为法，要旨全在保证“法安”。而玄奘之所以要迁至玉华宫寺翻译，关匙则在于政治风云的骤变，宫廷争斗的惨烈。而风云骤变、争斗惨烈的原因，则是《秘记》的预言被证实了：“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带有天下。”
太宗皇帝死后，武则天作为宫中身份低微的才人，被送到京城城北感业寺削发为尼，人生道路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但不期一年之后，却被小她四岁的高宗看中，迎之入宫，封为昭仪，进号宸妃。自永徽五年十月至次年十月，围绕武氏与王皇后废立之争，朝廷大臣分成两大阵营：站在高宗、武氏一边的是李义府、许敬宗、李勣、崔玄义、袁公瑜、王德俭；对立面的代表是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重臣于志宁、来济、韩瑗、裴行俭。最后的胜利者自然是高宗、武氏。
早在武氏被确立为皇后之前，长安令裴行俭这个出头鸟首先成为首个被贬黜者，被出为西州都督府长史。随后，褚遂良也被贬为潭州都督。
如上所述，自显庆以后，高宗多苦风疾，百司奏事，往往由武后裁决，朝政大权开始移易。也就在这个时候，武则天对反对皇后废旧立新的老臣开始进行了血淋淋的清洗。
显庆二年七月，按武后的旨意、吏部尚书许敬宗与中书令李义府奏劾，贬侍中韩瑗为振州刺史、中书令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将褚遂良再贬为爱州刺史。
显庆四年，清洗达到最残酷的阶段。
四月，许敬宗奏长孙无忌与太子洗马韦秀芳谋反，高宗初不信，许敬宗复屡奏，高宗于是在未引无忌对问核实的情况下，即下诏削其太尉之职及封邑，出为扬州都督，安置于黔州；无忌从兄之子长孙祥也被祸及，乃至后来被处以绞刑。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亦被除名，流岭表。又谬称长孙无忌之反乃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于志宁也“党附”之，于是，复下诏追削褚遂良官爵，除柳奭、韩瑗之名，免于志宁之官；将褚遂良之子彦甫、彦冲流爱州，在道中加以杀害；将益州长史高履行贬为洪州都督。
五月，将韩瑗之妻侄凉州刺史赵持满召至京师，杀害；将赵持满之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流嶲州，既至而杀之。
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思、往象州追柳奭、往振洲追韩瑗回长安，但诏令既至即行斩决。又命有关州县登记其家室，然侍者皆不依诏，袁公瑜既至黔州，不作任何调查，便逼长孙无忌自缢；柳奭则被斩于象州；韩瑗虽已死于流所，仍发棺验后方罢；此外还同时籍没此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继之再流长孙思于檀州。
八月，长孙无忌、柳奭的族人被贬者又有13 人；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族人被贬者共9 人。至此，朝政大权完全落入中宫武后之手。
在围绕废立问题而展开清洗斗争的同时，还夹杂着官吏之间的倾轧，其中最明显的是李义府与杜正伦之间的争斗。显庆三年十一月，中书令李义府恃宠，诸子孩抱皆列清贵，本人呢，则贪得无厌，卖官鬻爵，门庭若市，复又大树朋党，倾动朝野。杜正伦则认为自己显贵之时，李义府尚官微，后来虽同执政，但仍以先进自恃，不把李义府放在眼里。二人于是遂生嫌隙。先是李义府使人告杜正伦“与人交通”，“有遗计”。高宗不加甄别，竟以“大臣不和”而皆贬之，出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不久，杜正伦死于任所，而李义府则虽贬而终受保护，次年八月便被诏回京，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对于政坛风云的骤变，玄奘未必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不可能从政治的高度去审视其中的是非，但作为一个严守戒律、具有大悲情怀、以弘法教化为要务的一代高僧，对眼前所发生的残酷厮杀和巨大人事变动，却无论如何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心，而一定是感慨良多。
玄奘的第一个感慨应当是：人心善恶之行是如此的难以捉摸和把握。如前所述，现在相互厮杀的这批人，大多与自己结过佛缘，一个个称得上是心善面慈的护法菩萨、皈依回向的虔诚罗汉，但朝夕之间却便反目成仇，不啻水火。君之与臣，如高宗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既有顾命之恩，又有护驾之功，到头来竟然是加重罪而不问缘由，听辩诬而不思反省，非斩草除根而后安枕。臣之与臣，如李义府、许敬宗之流，面对三宝无一不心存赞佐，口称功德，但在名利面前，则五戒十善俱忘，三毒（贪瞋痴）三途（（火血刀）齐发，对不同政见者如长孙无忌、褚遂良、徐敬业、杜正伦、来济、韩瑗、薛元超等大臣非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正道何其之难行，菩提何其之难证！
玄奘的第二个感慨应当是：国主固然是不可不依，但皇威该避亦当避。依靠国主护法，这是佛世尊的咐嘱，这一点，玄奘已经努力争取，并且已卓见成效，太宗皇帝自不必说，高宗与则天皇后，至少是在显庆以前对玄奘都是礼敬有加、全力护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皇权的威势有如鸣镝，锐不可当，顺之者无妨，逆之者则难以自保，在道而问政，有违宿志，随波而逐流，则有污三宝，即使是不经意的闪失，也难免不损身折法。何况眼下的争斗事关纲常与宗法、篡逆与革命，虽刑急罚重，仍不足以平定传统势力的反抗与怨忿。争斗正未有穷期，鹿死谁手还须拭目以待。退一步而言，纵便是一方已胜券在握，当此之时，如果过于亲近，则可能招来“助纣”、“攀附”之嫌。因此，为法安计，敬之尚需远之，亲之不如疏之，走或为最上策，躲可能是大福。
玄奘的第三个感慨应当是：译经班子成员鱼龙混杂，龙腾固可生威，正教可以藉此增光；鱼游则未免混水，净域或许会因此而被污。身为监译大员的骁将谋臣们，如今正混战犹酣，就其大多数而言，孰龙孰鱼，或许一时难以分别，但其中亦不乏劣迹斑斑、千夫所指者如李义府者流，其与人言，面笑而阴险褊忌，凡不合意，即行中伤，时人因称其为“笑中刀”、“李猫”，属少有的阴柔人物。其贪得无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永徽末年，闻大理狱在押的奸女淳于氏貌美，枉法出之而纳为己妾；诸子虽在襁褓而皆补清官；其母丧，役使七县民众为其运土筑坟，乃至累死高陵县令，葬日，送葬帷帘奠帐，绵延七十余里。永徽以后，甚至违反御史“制受”的制度，越权自注御史、员外、通事舍人，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经一再主动亲近玄奘，在建塔、增设译经监护诸事上，传敕、代奏，无不殷勤信守，随后还列名于监译大员之中。如此一个心口不一、言行相悖的人，为正人君子不屑和唾弃，乃是非常自然、当然的事。玄奘作为一代高僧，虽然知道佛教有教无类的悲愿，即使对罪人亦心怀大悲，但是，如果对他亲而近之，教而诲之，纵使自己不怕，亦未必不背“物以类聚”、“同流合污”的骂名。不讲原则，丧失人格固然不可，而耽误译经大事则又大于个人得失。再者，对皇帝、对王法都敢于违逆的人，谁能保证他不会因为一言一语不合而横加罪名？玄奘能不处处留个心，提个防？！
玄奘的第四个感慨应当是：实之不存，何恋其名。玄奘不愿，也不可能参与有关皇后废立的政治斗争，甚至于根本就不理解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但有一件事却是他无法回避的，这就是译经场的监护班子问题。如前所述，随着废立斗争中清洗行动的步步展开，不少监护人员如来济、杜正伦、于志宁、薛元超，或被流放，或被杀，自然没了监护的资格与可能，而那些参与清洗工作的干将如许敬宗、李义府等，正忙着邀功晋爵，早已无暇顾及译事。所以，译经监护班子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乃至于名实俱无，完全丧失了其应有的作用。原本是寄希望于这样的一个班子来保证译经的质量，如今希望已成失望，我不弃伊伊弃我，为何还要自作多情，苦苦恋之不舍？
从以上四点考虑，玄奘生发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的心情，那就是自然、必然的了。其实，早在显庆二年八月初来济等人被贬之时，玄奘便于次月二十日上表请入嵩山少林寺翻译，这是他敏感到政治局势严重的第一次反应。同年十一月，高宗出巡许州、行猎滍南、讲武新郑时，玄奘复托病离开译经场积翠宫而避住于佛寺，则应该是对武后及其身边宠幸的第一次不信任。所以，迨至显庆四年清洗最为严酷阶段，其再度表请远赴玉华宫翻译就不是什么突然、偶然的事情了。另外，在去玉华宫前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诵经念佛之外，与俗吏便再无更多的交往，这无疑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玄奘此时被“诸缘牵乱”而产生的高度警惕心态；从迁往玉华宫至其圆寂的四年多一点时间里，玄奘与高宗、武后，以及朝宰大臣也再没有任何联系与交往，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也恰恰印证了笔者关于其急于离开京城而远赴玉华宫原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