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瑀离世的影响
李治的东宫官署，是朝廷各种势力的代表：文人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武将有李世勣、李大亮等。其中各每个人又代表不同的势力：长孙无忌出身北魏势族；萧瑀、房玄龄、李世勣出身山东家族；褚遂良出身南方士族；马周出身寒门。
初唐时期，佛教的总体势力增长非常快，隋朝隋文帝以转轮王自居，大兴佛法；隋炀帝敬重智者，受菩萨戒；唐高祖也信佛法，造像祀佛[50]，太宗早年虽对佛法不以为然，却未限制，佛教历经数十年发展，势力颇大。高僧弟子众多，动辄数百人，包含众多士大夫，“除了官僚阶层以外，最有势力的集团恐怕就是佛教僧团”[51]。佛教成为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大力量。
六月到十月期间，过世的重臣有两位：房玄龄和萧瑀。房玄龄在《新唐书》被赞“虽数百年犹蒙其功，可谓名宰相”。[52]马周的过世已经让李治损失一名出色的宰相，房玄龄的过世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房玄龄与佛教的联系并不紧密。在太子东宫官署中，萧瑀与佛教的关系最紧密。
萧瑀一生五次入相，处理国事时机敏细心，高祖赞他：“君之言，社稷所赖。”太宗赐萧瑀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足见萧瑀的忠贞。虽然贞观二十年后萧瑀未有太多实权，但是他历经三朝，名望之胜，无人能及。现根据史料，将萧瑀与佛教的交往罗列如下[53]：
萧瑀出自兰陵萧氏，是有“菩萨皇帝”之称梁武帝的曾孙，因家族缘故自幼信佛，《旧唐书》中记载，萧瑀“好释氏，常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诣微旨。”[54]在隋朝时，大业年间与隋炀帝商议讨伐高丽时不同意见，被关禁闭，以持《金刚经》得宽宥。[55]又闻智苑发心造石经，萧瑀先请皇后布施财物，又在自己布施的同时，为智苑募集大量财物，促成房山石经一事。[56]
武德四年（622），僧顺发心修复古寺，萧瑀做大檀越布施，寺院完工后起名津梁寺[57]。寺成后，广邀高僧驻锡。除了建寺安僧外，萧瑀与当时的名僧往来密切。这些往来的僧人当中，僧顺是隋文帝派往全国造舍利塔的高僧之一；法喜[58]是在仁寿年间受隋文帝邀请入京，名满京城，善慧[59]师从吉藏、后又跟随法喜学法华；圆光[60]，入京后“宣誉京皋”，深受新罗国王尊重；慧因[61]，武德年间十大德之一，受业弟子五百人；玄琬[62]，贞观初年为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从其受戒的僧尼三千余人，皈依弟子二十余万；智实[63]，因极力谏止高祖集僧兵一事，被褫夺僧服；慧了[64]，受隋文帝辟召，为其说法。圆安[65]也是以道业精进享誉僧俗。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武德初，玄奘到长安，萧瑀“敬其脱颖，奏住庄严”[66]，玄奘未成名时，在长安的安身之处，是萧瑀奏告皇帝，将其安排在大庄严寺，二人之间定然存在后人难以了解的交情，否则萧瑀不会为一个陌生的出家人贸然上奏。
从武德四年，到贞观十四年，傅奕屡次上书请废佛法，萧瑀常与傅奕辩论，维护佛教的地位，被认为是佛教的护法功臣。
此外，萧瑀还有佛教著作：因持《金刚经》得感应，编《金刚经灵验记》，又常与法喜、玄琬等精通《法华经》高僧往来，撰《法华经义记》十卷[67]，作《非辩命论》谈性命之理[68]。对义理研究死亡同时，自身也实践修行：常持金刚经；每日诵持《法华经》一部；造《法华经》一千部；[69]甚至曾经请辞出家，太宗应允：“甚知公素爱桑门，今者必不违意。”萧瑀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声闻朝廷，乃至朝廷宴会都特别为他设立素食。[70]据《唐代墓志汇编》记载，他的长女、三女、五女都出家为尼，三人资料如下[71]：长女法乐，开皇十八年（598）出生，三岁出家；三女法愿，开皇二十年出生，大业十二年及笄出家，通达法华、般若、维摩、摄论等经典。持戒弟子近数十人；五女法灯，贞观四年出生，贞观二十年出家。另外，根据法灯墓志：“姐弟四人，同出三界”，萧瑀应有一个儿子出家，但是未能查出是谁。
将这些关系进行梳理之后，萧瑀在佛教内的巨大影响力可见一斑，武德初年他建立津梁寺，收容因隋末战乱而避难的僧人，这些僧人大多是隋文帝征召的高僧，令他身边凝聚众多的佛教高僧；同时他还护持年轻的僧人，玄奘、智实等年轻僧人都受过他的照顾；家中众多子女出家，使其与佛教的联系紧密。当时长安佛教高僧，大多与萧瑀有所往来。这样一位重臣过世，不仅让李治在政治上损失巨大，同时也意味着，他将减弱对佛教势力的控制，以至于他不得另外寻找一位佛教代言人，名满京城的玄奘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玄奘从印度归来，还未至京，“闻者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72]，到京城后更是“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仕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73]，无不说明玄奘当时名望之高。及至获得太宗支持译经，更是一时无双。
温玉成《玄奘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订》一文，可以得出，太宗自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国后，仅其见过三次。[74]至贞观二十年玄奘进献《大唐西域记》和新译经五部，请太宗做序。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令翻译《道德经》等为梵语。这三年期间，太宗与玄奘的往来仅是政治上的，也未对佛教表现出过多的热忱，相反，太宗还力劝玄奘还俗帮助他经营西域。[75]
《三藏法师传》卷6、7 记载，直至贞观二十二年五月，被病魔缠身的太宗再次见玄奘，试图劝玄奘还俗，玄奘推辞后，将自己刚刚译出的《瑜伽师地论》进献给太宗，也许任何一个人在生老病死中都会感觉到生命的渺小与无力，太宗也是如此，传记中提及太宗气力衰败，有忧生之虑。在读完玄奘进献论后，一改对佛教的观感，称“宗源杳旷，靡知涯际”，下令流通新译经典。自此太宗对玄奘日益重视，将其在5月到10月期间的事件列出如下[76]：
五月：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六月到九月：作《菩萨藏经后序》，之后“福田功德无辍于口，与法师无暂相离。”又赐百金袈裟，巡查之时一直将玄奘带在身边；赐剃刀一口；因玄奘建议，度僧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与玄奘探讨《金刚经》义理。十月：在紫薇殿建弘法院，白天留玄奘探讨义理。
从五月开始，太宗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玄奘被要求长期跟随在太宗左右，二人经常探讨佛教义理，玄奘对太宗的影响日益深重。见此情形，太子表现出对玄奘的亲近，无疑是获得太宗支持的一个良好方法。此处，还有几件很微妙的事件：在五月太宗劝玄奘还俗失败后，异常恼怒，此时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玄奘求情。或许对玄奘，李治一系的运作在六月之前已经开始，到十二月玄奘入住慈恩寺时，一个仪式上的小小细节：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执香炉走在玄奘以及经像前[77]。再次证明，李治将玄奘划入，或者他让长安的人将玄奘划入他的派系中。
初唐佛教势力的强盛，萧瑀的离世，玄奘与太宗的影响日益深重，玄奘本人的社会名望之高，都是李治选择玄奘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