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沙门与身份识别
除玄奘法师的弟子外，在敦煌文本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大乘”称号，以莫高窟为例：
故寂大乘贤者……故寂大乘贤……供养。[22]
女大乘顿悟优婆夷十二娘供养。[23]
上述二例，大乘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大乘贤者”，二是“大乘顿悟”。这两种有何区别？与玄奘弟子的“大乘”称号是否有关联？
姜伯勤先生《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一文中，已详细考证以“大乘顿悟”为称号的僧俗是禅宗弟子：大多是马祖道一、石头希迁以前的早期禅学及禅宗，并且是一种广义的，包容了后来若干宗派的广义禅宗修行者。[24]玄奘所宣扬的是唯识学，与禅宗关系不大，虽然其弟子中有“大乘灯”等被称为禅师，但在当时禅修是普遍现象，不足以证明玄奘和禅宗有关。对“大乘贤者”，姜先生猜测与菩萨戒有关。仔细探究记载“大乘贤者”的众多石窟题记，可知他们出现的时间大多是在五代、宋时期。玄奘是初唐时期人物，二者相隔时代较远，与玄奘关系不大。
在这些禅宗文献出现的同时，西明寺一系的昙旷、乘恩恰巧在敦煌传播唯识学。昙旷在《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中自序“切俱舍唯识”，后因战乱避入敦煌，撰写出《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等唯识著述。与昙旷同一时期的乘恩，也因战乱避入敦煌，在敦煌沙洲担任“都教授”。“他们一起代表了八世纪末在沙洲兴起的来自长安西明寺的唯识学潮流”[25]，自此之后唯识系僧人层出不穷，如法成、洪辩、法荣等。
昙旷与乘恩二人，一人是义学高僧，一人是高级僧官，二人同出西明寺，他们曾在敦煌拥有主流学说及教团，可见西明寺的学术传统对敦煌佛教信仰形态的具有强大影响。可否推测：西明寺的大乘沙门，对大乘贤者的出现具有启发意义？这需要更进一步研究。此处讨论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为说明“大乘”称号对当时禅宗弟子的必要性，对玄奘用作教派识别的非必要性。
早期禅学从六组慧能开始到神会，大概集中在630—760 的一百多年间。此时佛教宗派兴盛，天台宗、三论宗早已传承数代，新兴的宗派中，官方有太宗、高宗支持玄奘开创的慈恩宗，武则天支持法藏建立的华严宗，玄宗支持的密宗，民间有道宣、怀素等人兴起的律宗。禅宗作为后起之秀，要在众多的宗派中脱颖而出，必须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标识，因此禅宗选择“大乘顿悟”作为独特的称号。
反观玄奘及其弟子，玄奘的唯识学本身是大乘佛法，且在他求法之前已经有零星的经论传到中国，如地论学派，摄论学派都隶属于唯识学，这在佛教史上并无争论。他与旧译间的争论属于对佛经用语和理解问题，并不涉及大小乘之争。因此不必再专门用“大乘”标榜自己是大乘正宗。在称号获得者中，普光不仅精通大乘，还为《俱舍论》做过疏文，大乘灯被义净称为禅师，可见玄奘门下的弟子并非都以弘扬唯识为己任。此外，“大乘”若是师徒传承的特殊标识，玄奘的门人应该都继承这个称号，代代相传。事实并非如此，窥基、明恂的弟子慧沼、神楷并未继承该称号[26]。
唐代佛教，师徒伦理拟血缘化。《唐律疏议》规定师徒之间是叔侄关系，师徒之间有过错，寺观内师主对弟子犯罪，也以此为准则进行处罚[27]。佛教内部不同的师徒关系，则采用了儒家的“五服”伦理。《北山录.丧服问第九》中对此有详细解释：
“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师丧本无服。戒容在心）”[28]
“十师而亡哀降杀何哉（亲教师可同斩缞，本头戒师可大功，教授师可小功，羯磨师已下：剃发师、十戒师、八戒师、五戒师、依止师、授法师、并缌麻可也）匪丧则已，丧则其无别乎。故戒师可乎大功也（九月服），教授小功也（五月也），余则缌麻可矣”[29]
种种师徒间亲密关系的排序是：得戒师最高；教授师、羯磨师次之；剃发师、十戒师、八戒师、五戒师、依止师、授法师再次。因此有必要将玄奘身边的弟子进行分类[30]（下文中的弟子指从玄奘剃度、受戒，而非依止玄奘学习的僧人）：
第一类，非玄奘弟子，从玄奘学习，未参加译场，如圆测。圆测跟随玄奘时间久远，从西明寺到玉华宫，从玄奘学习唯识学，最后成为西明系唯识学的开创人。
第二类，非玄奘弟子，从玄奘学习，参加过译场，如靖迈。靖迈受征昭协助玄奘译经，前后在译场中担任过三种职事，是译场中的重要人物。
第三类：是玄奘弟子，从玄奘学习，未参加译场，如法宝[31]。《高僧传》说他是“三藏法师学法之神足”，在玄奘翻译毗婆娑时曾经给玄奘提过意见，受到采纳，虽然未参加译场，但是也可见玄奘对他的重视，被后人尊称为俱舍三大家之一。
第四类：是玄奘弟子，从玄奘学习，参加译场，如窥基。窥基在贞观二十二年从玄奘出家，二十三岁进入译经场协助玄奘。
结合前文材料，可发现两个共通点：第一，接受大乘称号的是玄奘的弟子；第二，这些弟子都担任过译场笔受或者其他职位，其他未有详细资料的大乘沙门，都以笔受之名保存在经录中，唯独“大乘光”的称号在玄奘上表中出现两次[32]，也就是说只有第四类弟子才能获得“大乘”称号。
大乘称号出现的时间除大乘光之外，其余的大乘称号大多出现在贞观二十三年之后。如果该推测成立，只有玄奘的弟子并且参加译场才能获得“大乘”称号资格，该现象就可以解释：因为在贞观二十二年九月，玄奘在弘福寺度僧五十人[33]，其中包含后来的“大乘基”，同年十二月，又在大慈恩寺度僧三百人。[34]
普光是突然出现在笔受中，在贞观二十一年之前，玄奘译经的笔受都在官方选取的人当中[35]。依照其墓志记载[36]，贞观二十年刚好年满二十[37]，能受大戒成为比丘僧，二十一年春参加译场在时间上也吻合。僧传中说他“未参传译，头角特高”，但不能确切知道他与玄奘的关系。
“大乘”的称号显然具有更多意义，而非简单的师徒间继承和宗派身份标识，需要从更多资料来发掘其中的内涵。